雖然孫春旺在解放初期與徐家延失之交臂，不過，由於當年“花錢買路”一事，他們的人生軌跡在後來又交彙了。而人生軌跡，必然要遵循曆史的發展軌跡而行，除非“自絕”於社會，否則，任何人都不能規避，也不容規避。
至於孫春旺、徐家延乃至葉子茂的人生軌跡，則因為他們當年的一段特殊曆經，在後來逐漸造成劇烈的變軌乃至出軌。
這要從“抗美援朝”說起。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隨之，葉子茂部接到命令準備北上，他本人則先行赴京領命，石玉寶、徐家延便將主要精力放在備戰工作上。
與此同時，在台灣的蔣介石冀望由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進而實現反攻大陸的目的，以致調動一切力量積極行動起來，不僅派遣軍事武裝人員潛入襲擾東南沿海地區，還空投特務到大陸南方腹地。而在大陸的國民黨潛伏人員及敵對勢力，隨之蠢蠢欲動，直至發動武裝叛亂。
鑒於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針對特務、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全國於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展開“鎮反運動”。進而，形成建國初期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
葉子茂部隨之接到停止北上的命令，轉而抽調兩個師南下入滇接防，其中包括石玉寶、徐家延團，主要任務是尋殲遊曳於滇緬邊境的國民黨殘部，即國民黨陸軍中將李彌以第8軍、第26軍殘部、土匪武裝等組建的“雲南反共救國軍”。
葉子茂本人以及所帶作戰參謀、警衛人員則被留在北京，先是參與戰略戰術的研判及製定工作，後作為軍事觀摩團成員奔赴朝鮮。
至於孫春旺，在“鎮反”運動中，因為他沒有參加內戰，加之在抗戰前僅是一名排長，雖然敲詐勒索、偷雞摸狗的事沒少幹，不過沒有罪大惡極的血案要案在身；在抗戰勝利後，他解甲歸田時僅拿到一筆可憐的安家費，再看到國民黨軍政人員尤其是接收大員的貪汙腐化、橫征暴斂，他更是怨氣衝天，動不動就大罵國民政府的不好。
尤其是，在解放大軍入川後，他曾在軍管會的動員下出麵招撫舊部和舊相識，平時也能夠積極配合人民政府的工作。因此，他不僅沒有受到“鎮反”的影響，反而被吸納進當地政協，還給安排了一個“參事”職務。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職務，在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全國開展“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期間，孫春旺作為民主人士及“參事”，被結合進來參與審查審核工作。這一次，著實讓他滿意和得意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孫春旺的噩運在數年後初露頭角，以致後來直接牽連到徐家延乃至葉子茂等人。
那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孫春旺也被動員要多提寶貴意見，他是軍人出身，心雖然不直，但口快，所以就率先放了幾炮。不過，他雖然在外闖蕩多年見識頗廣，卻是一個沒有學識的大老粗，因此說也說不到點上，很快就被那些有知識懂文化的人蓋住了。
在“反右”風潮驟然降臨時，雖然一時還沒有落到孫春旺的頭上，不過他的心裏已經慌起來。就在這時，他意外得知徐家延的消息，猛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便開始在人前人後絮叨自己對革命也是有功的，當年就曾幫助過長征中的紅軍，不信就去問剛來駐防的軍分區司令員徐家延。
其實，石玉寶、徐家延團在朝鮮停戰後不久，也就是1953年底又奉命返川，並作為機動部隊配合當地駐軍或治安機關清剿殘匪，包括吳成國、何連江匪部，直至1955年由野戰部隊轉為地方部隊，後正式移駐川西南。
對於孫春旺自稱的事情，組織上還真派人前去進行核實，徐家延這才得知孫春旺仍然活著。不過，他不動聲色地先詢問了相關情況。
當時的基層幹部，尤其是邊遠地區的基層幹部很單純，而且多是軍隊轉業幹部。見到身為軍區司令員的徐家延，自然而然地就感到非常親近，並且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歸屬感，也就自然而然地有問有答甚至不問也答了，乃至講得繪聲繪色。
其實，孫春旺也沒有什麼大問題，隻是個人修養差一些，張口就會罵街，組織上讓他多提寶貴意見吧，他居然不分場合地大罵縣裏的某位領導：下鄉時竟然帶著一雙皮鞋，還讓房東專門準備了放鞋的板凳；下河洗澡時竟然不分鍾點，讓村裏的大姑娘小媳婦沒法淘米洗菜；還和某村的寡婦眉來眼去、不清不楚……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