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茂當然知道這件事，那是在一年半前，也就是1933年12月，國民政府參議員、總統府幕僚熊貢卿在接受蔣介石的指令後，協同中統特務梁素佛潛至紅3軍（1934年9月恢複紅二軍團番號）駐地，試圖進行勸降，結果被公開處決。
對此，葉子茂隻是點了點頭，表示知道這件事。
林丹陽繼續說道：“事後，紅3軍也就是現在的紅二軍團，曾向中央報告稱，‘據熊說，蔣已派4個人到四方麵軍去’，並指出‘此等人均作上層收買工作’。也就是說，這並非是一次孤立事件。”
要知道，蔣介石之所以派遣熊貢卿進行勸降，是因為賀龍於1917年奉中華革命黨之命刺殺湖南督軍譚延闓時，由於另一組人員失手事發而被捕，最終是由熊貢卿出麵將其救出。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算是救命恩人。
不僅如此，蔣介石利用這種“舊相識”、“舊部”的關係，以及官位重金的利誘，在兩軍對壘時屢屢出手，而且屢試不爽。隻說1930年5月～11月的中原大戰，蔣介石便是運用這一手段，迅速瓦解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的聯盟，否則，中國曆史上就不會有後來的蔣介石了。
林丹陽繼續說道：“其實，敵我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策反與反策反的鬥爭已經持續很多年，其過程也異常驚險乃至慘烈。為此，我方早在1927年5月就設立了特務工作處，當年11月正式成立了特科，並派遣陳賡、顧順章等人赴蘇聯學習相關知識。”
葉子茂對此完全不了解，因此，他聽得是目瞪口呆。
林丹陽繼續說道：“至於國民黨方麵，雖然比咱們晚一些，不過也於1928年2月成立了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由陳立夫負責，專門捕殺我地下人員。在軍事係統，我方設立了軍委二局、敵工部，而敵方設立了參謀本部二廳，以負責軍事諜報和電訊偵測工作，另外，在專門負責圍剿中央蘇區的南昌行營之下設立了諜報科。”
對於軍事係統的諜報機構，葉子茂隻是知道，但並不了解詳情，所以就有了很大興趣。
可是，林丹陽轉而說道：“不僅如此，一些效忠蔣介石的黃埔生，於1932年3月成立了一個名為複興社（又名藍衣社，其核心為力行社）的特務組織，又於當年4月1日在其下設立了一個特務處（軍統前身），由戴笠任處長。”
她似乎又想起了什麼，轉而說道：“對了，這個戴笠和咱們一樣也是黃埔六期生，隻不過他是在黃埔本校入學，而且年齡比咱們大許多，30歲才入門黃埔，隨後又肄業了。”
葉子茂聽說這人是同期同學，便又有了興趣，笑道：“國民黨真是沒人了，怎麼讓一個連書都念不下來的大叔幹這種工作，嗬嗬。”
林丹陽擺手道：“你可不要小看這個戴笠，在1930年中原大戰時，閻錫山曾指示孫連仲派出一支輕騎兵特遣隊，去突襲蔣介石的指揮部，正是因為戴笠的軍事情報，才讓蔣介石得以脫險。否則，咱們現在的對手就不會是蔣校長了。”
緊接著，她又說道：“不僅如此，戴笠的這個特務處至今仍在與咱們進行著殊死較量，甚至特科紅隊（又稱打狗隊）也曾吃過他的大虧。”
此時，葉子茂隻是因為“同期生”才記住戴笠這個名字，但他絕沒有想到，後來險些命喪在這個老同學的手中。
林丹陽又說道：“其實，在敵我雙方設立上述秘密機構之前，相關諜報工作的較量就已經開始了。在正式成立之後，更是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尤其是他們可以動用國家力量，所以發展得很快，也就對咱們的威脅越來越大。”
林丹陽進而說道：“剛才我說過的顧順章，曾經奉派赴蘇聯學習相關知識，但在1931年3月被中統抓獲並叛變，令我黨遭受了重大損失。後來，他甚至專門為中統培養特務，以專門對付咱們。”
葉子茂記得“顧順章”這個名字，那是在1931年12月1日，公開發布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以最高領導者的名義對某個人發出通緝令，可見其危害之大。
林丹陽繼續說道：“也就是說，敵我雙方不論是在正麵戰場，還是在隱秘戰線，一直進行著激烈乃至慘烈的較量，並且均在實戰中積累了大量情報和經驗。僅以保衛局的工作而言，不說自有秘密情報來源，隻說以軍事行動攻打下敵方縣城，就曾抄繳到通敵的私信。這種事情你至少聽說過吧？”
作為軍事指揮員，葉子茂自然對此有所耳聞，便點了點頭表示知道。
林丹陽繼續說道：“所以，我們並非僅憑空穴來風行事，也並非在盲目地開展工作。”
葉子茂終於忍不住了，半是抱怨半是發泄地說道：“保衛工作的必要性和嚴謹性我是了解的，但是，你們也不能否認其中會有捕風捉影的成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