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第三天中午時分，葉子茂收容隊就應該遭到楊定邦團（含九紅匪部）、杜先昌營與本地自衛隊的聯合劫殺，隻是在關鍵時刻，楊定邦、姚文彩既被迫又暗自慶幸地主動放棄了而已。
起因要先倒推到第二天下午，那支臨時拚湊卻戰鬥力較強的本地自衛隊，便利用熟悉地理情況的優勢趕到那個預定的山口。
在天黑之前，一直在追蹤紅軍收容隊的楊定邦團、杜先昌營也抵達這裏。一名望風的自衛隊員率先發現他們，隨即報告了隊長。
那名自衛隊長在川軍擔任連長時，隸屬楊森的第20軍，雖然與隸屬劉文輝第24軍的楊定邦、姚文彩並不熟悉，不過，他對這個常出怪並招惹事生非的“楊定邦”，以及陰險狡詐並常下黑手的“姚文彩”還是有所耳聞。
另在一年前，也就是在1933年9月“二劉之爭（劉湘、劉文輝）”之後，作為堂侄的劉湘因為獲得大勝，終於掌管了四川全省的軍政大權；而作為戰敗一方的堂叔劉文輝（卻比劉湘小6歲），隻得帶領第24軍偏居到西康省，即會理、西昌、大涼山、石棉（安順場渡口）、瀘定（瀘定橋）、康定等地駐防。
楊定邦團必然要隨第24軍移駐，又因為該團的戰鬥力相對較強，卻常常惹事生非，所以，被指定駐防在西康省府所在地——康定，同時以便對其嚴加看管。
在三個月前，因為紅軍有意突入川地，楊定邦團被緊急調配到瀘定地區駐防，其日常任務之一就是聯絡與指揮當地民團進行聯防，而自衛隊又是常設民團抽調武裝人員的重要來源，所以，那名自衛隊長雖然沒有與楊定邦、姚文彩有過直接接觸，但親眼看到並認識他們。
尤其是，有幾名從何連江手中逃脫的自衛隊員，此時就在跟隨楊定邦團行動。因此，雙方沒費任何周折就“兵合一處，將打一家”。
楊定邦這才由此確認，那支紅軍收容隊就在自己的身後，而不是孫春旺所說的在前麵。他已經顧不得叫來孫春旺進行責罵，而是自然而然地向自衛隊長詢問：為什麼要在這裏設防？
自衛隊長原本並未要與紅軍作對，隻是想專門劫殺何連江，然後領取那3個主家的賞金就行了。此時，他見不僅可以借川軍之刀殺人，而且還有分得戰利品的機會，便異常亢奮且積極起來，隨即將準備在這個山口處進行劫殺的計劃全盤托出。
畢竟自衛隊長曾經在川軍當過連長，所以，他針對陣地設置、兵力分配、火力縱深、防禦要點、撤退路線等軍事部署，堪稱是講解得頭頭是道、滴水不漏。
楊定邦聽得是連連點頭，在一旁的杜先昌更是喜形於色。
最後，姚文彩卻說道：“恐怕這事不妥。”
楊定邦聽他這樣一說，隨即醒悟過來，因為他倆曾密謀甩脫杜先昌營，以獨吞那支紅軍收容隊的所有物資，如果在此時此地下手，不僅原計劃不能實現，而且又多出一個自衛隊進行瓜分，那就更加得不償失了。
“我看這件事可行！”杜先昌當即反駁道，“很明顯嘛，不論是天時地利，還是人和，都對咱們有百利而無一害。”
其實，杜先昌是四川武備學堂的科班軍校生，由於他仍帶著一些書生意氣，進而對軍中的種種醜聞惡行，尤其是搜刮地皮、克扣軍餉等頗有微辭和抵觸，因此一直受到袍澤的排擠。若不是葉子茂率隊將其營長炸斃，他才被急於追剿紅軍的長官臨陣扶正，否則，仍然擺脫不掉“萬年副職”的命運。
此時，杜先昌已經想明白一個道理，或者叫做哲理，那就是——若想在戰後保住正職，必須要用“實惠”去打點長官！
雖然他仍然不想通過搜刮地皮、克扣軍餉等手段，以獲取並積累打點長官的“實惠”，不過，他覺得正大光明地克扣戰利品，不失為一種既可以保持自清自高，又能夠達到自身目的的最佳辦法。
所以，他對於劫殺並劫掠紅軍收容隊的物資一事，就極為上心與熱心，甚至顧不得察看楊定邦、姚文彩的臉色，而極力要促成此事。
至於那個自衛隊長，他既有軍中經曆，又有江湖經驗，僅憑這一聽一看，就能明白楊定邦、姚文彩與杜先昌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心中的小算盤。由此，他開始為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陷入如此凶險的境地而擔心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