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茂試探著問道：“那個，嗯，柳玉敏的叔父，是什麼時候被定性為托派分子的？”
林丹陽因為也要評估相關狀況，以便做到萬無一失，況且作為保衛局的幹部，即便是出於本能，她也會條件反射般地做出相應反應，並進入相應的工作步驟。
所以，她如實介紹道：“我並沒有參與針對該人的審查工作，因此，不清楚開展審查的時間及過程，隻是看到相關的結論性文件。我記得，文件下達時間應該是在去年的6月份。”
葉子茂在大腦中飛快地盤算了一下：柳玉敏是於1932年10月被其叔父通過秘密交通線送到中央蘇區，並由此參加紅軍；其叔父的結論性文件於1934年6月下達；當年7月“肅反”工作奉命停止，並於10月開始長征。
也就是說，雖然對柳玉敏叔父的問題已經定性，不過，對於柳玉敏的審查有可能還來不及開展，或者正在進行中便開始長征了，以致不得不暫時掛起來。
這種沒有結論的“掛起來”，對於被審查人的直屬領導和同事而言，無疑是一枚定時炸彈，因此，即便不是惡意的，也會盡量回避，或表麵逢迎，乃至不動聲色地推出去。這對於被審查人而言，則無疑是一種精神折磨，以致發生心理乃至行為及行動上的變化。
僅就葉子茂對柳玉敏的觀察，她自己似乎對此完全不知情。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的背景太過敏感且嚴重，他也不敢僅是通過柳玉敏的外在表現就輕易地下判斷。
要知道，不能因為柳玉敏隻有17歲多，在現代人的眼中仍是一個孩子，就認為葉子茂太過謹慎到神經過敏的地步了。
當年，社會普遍共識的女性適婚年齡是14歲，也有12歲，晚的是16歲（唐朝為男15歲、女13歲）。超出的便屬於大齡剩女了，可以比對現代的28歲，乃至35歲。
雖然經過五四運動後，部分激進的知識女性將婚齡延遲，但屬於極少數，也屬於自主選擇，並非社會共識。而且，新中國於1950年5月1日頒布的首部《婚姻法》，也是明確法定結婚年齡為男20歲、女18歲；目前執行的《婚姻法》頒布於1980年，又經2001年修訂，將結婚年齡法定為男22歲、女20歲。
至於國際目前通行的標準，包括發達的西方國家，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基本為16歲或18歲。其中，西班牙、希臘、阿根廷為男14歲、女12歲。
當然，法定結婚年齡並不代表心智的真正成熟，應該取決於社會共識。在此前提下，自然而然便會賦予“女孩”一定的社會責任或壓力，比如六七歲就要學習女紅，以為六七年後自己的嫁妝做準備；十歲左右就要協助母親管理家庭事務，而此時其母親很有可能僅有二十三四歲，其祖母甚至不到四十歲。
加之當年普遍是四世同堂的超級大家庭，“宮鬥”是必然的，堪稱天天上演。在這種環境中，雖然並非個個都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過，心智勢必會普遍早熟起來。這從《紅樓夢》便可見一斑，在其主要的故事情節中，薛寶釵14周歲、賈寶玉12周歲、林黛玉11周歲。
也就是說，當年十七八歲的女子，已經普遍在孕育乃至哺育二胎了，而且心智普遍超越於當今絕大多數的女博士。
僅就柳玉敏而言，她在十四五歲便參與學生運動，後來被迫轉入地下，十六歲赴中央蘇區參加紅軍，至今已經近兩年了，完全是一名“老同誌”了。
不僅如此，當時中共中央及紅軍主要領導人的年齡也普遍偏小，隻說長征初期，作為“三人團”之首的博古僅有27歲。
在紅一方麵軍中，紅一、三、五、八、九軍團的5個軍團長，平均年齡為33歲；在紅四方麵軍中，總指揮徐向前33歲、政委陳昌浩28歲、副總指揮王樹聲29歲，至於軍團級幹部包括政委，隻有47歲的紅33軍軍長王維舟超過30歲，而年齡最小的紅30軍軍長程世才僅有22歲。
再說比柳玉敏還要小的秦福生，十一二歲便是兒童團長，為了配合葉子茂師的行動，他曾屢屢化裝到敵占區進行偵察，所表現出的沉著機智，尤其是麵對突發狀況的應對自如，就連葉子茂也不敢僅是將其視為一個孩子。
也就是說，葉子茂雖然通過柳玉敏的外在表現來看，傾向於認為她沒有問題，至少不應該肩負著其叔父給予她的某種使命或任務。但是，他也不敢確保沒有問題。
此時，對於林丹陽而言，雖然無法準確獲知葉子茂的心理活動，在黑暗中，也無法看清他神態表情的變化，不過，通過似乎變得有些僵硬的肢體動作，尤其是目前談到的問題，不論放在誰的身上，勢必都會生出謹慎乃至緊張。所以，她對他的心理活動不僅能夠察覺，而且可以基本判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