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南昌起義一別，林丹陽與葉子茂再次相見時，已經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了。
當時，葉子茂與其他中高級軍事指揮員一樣，對於“三人團”以“禦敵於國門之外”為重心的軍事戰略及戰術原則不理解，乃至心生不滿，因此，他不僅在情緒上，而且在行動上也就顯得比較消極。
在一次配合趙廣達師執行短促突擊任務中，葉子茂為了解救被還鄉團抓住的秦福生，同時也是為了阻止範知然部的迂回偷襲，他竟然擅自更改命令，雖然在戰鬥中殺敵一千，但也自損八百，無法再執行原計劃。
戰後，作為特派員的林丹陽直接負責對該事件進行查辦，不僅收繳了葉子茂的配槍，而且還將其禁閉隔離，該獨立師大部也被分編到其他紅軍部隊。最終，葉子茂的手上僅剩下不到一個連的兵力。
若不是政委沈誌傑主動分擔了部分責任，副政委、“告密者”夏駿堅持原則沒有誇大其詞，尤其是林丹陽動了惻隱之心，否則，葉子茂就不僅是受到降職處分，恐怕會被安上一個AB團的罪名，不經公審就拉出去槍斃了。
在長征前夕，葉子茂原本是被安排留在中央蘇區打遊擊，不過，他通過大哥常輝以及同學魏少臣的關係，申請調入剛組建不久、正需要人員的紅八軍團，最終，以收容隊建製隨大部隊長征。
在長征途中，林丹陽與葉子茂先後有四次相遇。
第一次是在湘江之畔的偶遇，並一同追趕阻止夏駿、嶽雲峰帶隊返回蘇區的行為，當時因為有常輝、林丹陽直接出麵交涉，葉子茂隻是起到保護的作用，並沒有太過亮眼的表現；
後來，他倆又在貴州黎平第二次偶遇，並解救了被搶婚的馬紫瑜，馬紫瑜也由此參加紅軍。
當時，正值中央紅軍“湘江血戰”繼而“通道轉兵”之後，中央政治局正在召開“黎平會議”期間，以最終決定：到底是北上湘西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還是西進遵義建立川黔邊根據地，並召開“遵義會議”。
正是在“黎平會議”上，毛澤東自受到排擠之後，首次重返中央政治局會議。
曆史最終證明，此次會議堪稱是以“遵義會議”為標誌的曆史轉折點的起點。不過，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隻有毛澤東等極少數人高瞻遠矚地知道該怎麼走，因此，也就必然會遭到質疑乃至反對。
可想而知，中央最高層尚且在為前途問題進行激辯，以下紅軍指戰員勢必更會處於茫然與彷徨之中了，包括林丹陽、葉子茂在內。
除上述大因素之外，林丹陽、葉子茂也在分別麵對著不同的壓力，承受著不同的痛苦，乃至遭受著人生轉折的折磨。
在前一階段，林丹陽由於以特派員身份執行肅反任務，難免在工作中出現擴大化問題，因此，她當時正在接受內部審核，雖然還沒有到審查的地步，但是，受到的心理壓力也不小。
與此同時，她與保衛局的同事一樣，也要麵臨外部，即來自紅軍部隊指戰員們的壓力。尤其是，那些軍事指揮員在長征中，必然會獲得更大的行動指揮權，乃至關鍵性決策會議的話語權，由此，在日常工作與交流中，至少林丹陽感覺到了被排斥，乃至隱隱感覺到來自基層官兵的敵意。
這還不算什麼，在林丹陽的內心中，還隱忍著更大的痛苦與折磨，因為她所愛的人，也就是她肚子裏的孩子的父親，竟然在眼睜睜中離她而去，至今生死不明。
不過，林丹陽的性格和信仰決定了她，麵對的壓力越大，受到的委屈越大，遭受的折磨越大，越是會堅定自己的信念，越是會認真嚴格地完成黨交付給她的任務。
也就是說，林丹陽絕對屬於寧折不彎，乃至執著到固執地步的那類人。
至於葉子茂，他當時仍處於被收槍降職的陰影之下，以及對黨和紅軍前途的深深憂慮之中。
尤其是在湘江血戰時，他因為要跟隨常輝、林丹陽返回去追趕夏駿、嶽雲峰等人，因此，僅帶著王大雷一個班進行護衛。等到與收容隊會合後，發現竟然一下子戰損過半，這就讓他產生了深深的自責，並深深地陷入失去戰友的痛苦之中。
因此，他當時的精神狀態就顯得比較陰鬱，乃至有些失魂落魄。
相比林丹陽性格中的寧折不彎，葉子茂則屬於寧彎不折。而且，他會在哪怕彎曲到扭曲地步之中，先是下意識地開始摸索，然後狐疑地進行審視，接著冷靜地予以分析，再做出最終的抉擇，直至走向他篤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