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軍的指揮管理體係自始至今，基本保持著3條既密不可分又相對獨立的係統，即：軍事指揮係統——軍事主官、司令部（指揮部）；政工係統——政治委員、政治部（處）；保衛係統——保衛部（局、處）長、保衛部（局、處）。
在曆史上，保衛部門曾作為獨立係統，乃至曾被冠以“國家政治保衛局”名稱，並實際接受中央直管，而在更長的時期內，則是被納入政工係統，即政治部的下屬部門。
作為軍事主官及政委，雖然對本部的司令部、政治處、保衛處有管轄權，但又要接受上一級政治部、保衛部的監督。
也就是說，葉子茂與絕大多數軍事指揮員一樣，必然也必須要接受有一名政委搭檔的事實，而且，必須要認識到不能因自認為對方在掣肘而影響大局。
除此之外，葉子茂與絕大多數軍事指揮員一樣，必須也必然要接受政治保衛局督導的事實，而且，必須要認識到不能因抵觸乃至畏懼心理而影響大局。
如果不了解這一大背景，也就很難理解當時的葉子茂由此產生的為難之處，以及他為什麼執意要盡快且打破建製地加強並完善黨組織建設。
其實，“國軍”與“共軍”的最大區別就在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蔣介石最後一敗塗地的根源也在於此。
隻說1991年，張學良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研究中心的訪談時，他曾談到紅軍長征並發出感慨：“萬裏長征……我要領，會領沒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主席）能統禦，他有這個力量。”
顯而易見，在紅軍長征半個多世紀之後，張學良仍然沒有講明白，恐怕也沒有想明白，他所說的“他有這個力量”的“力量”到底來自哪裏，又是怎樣生成、發展並升華為戰無不勝的威力。
稍微了解一些黨史及軍史的人都會知道，在紅軍初創時期確立的“槍杆子裏出政權”、“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等原則，始終被視為我軍戰無不勝的法寶。
即便是提出並確立上述原則之人遭到臨時中央的排擠時期，而且蘇聯紅軍曾屢次取消政委製……但是，在中國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中，這些原則始終在清晰地幾乎呈一條直線地鞏固與發展，並從軍隊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
這，毋庸置疑地就是張學良提到但沒有看清楚的那個“力量”！
不過，可想而知，曆史往往不像書本上寫的那樣簡單。
要知道，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孫中山接受共產黨的建議設立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又於1924年5月率先在蔣介石管轄的黃埔軍校實行黨代表製。如此一來，蔣介石反而成為具體實施“開創了中國軍隊裏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也就是說，他才是中國首先觸及並握到這個“力量”的人。
不僅如此，隨著《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於1926年2月正式頒布，“黨代表”由此便有了法理依據。但是，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四·一二事變”後，又親手廢止了黨代表製。
葉子茂是在大哥常輝的“引導”下，於1926年底入學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此時，北伐軍已經相繼攻克長江沿線的主要城市，正在準備向北方地區推進。
常輝則是一名共產黨員，時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顯然，“政治教官”這一職務，便是國共第一次合作下的產物。
葉子茂在1927年4月底，也就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不久，被常輝委托的林丹陽帶入第11軍第24師（葉挺任師長），出任見習少尉副排長，正式成為北伐軍的一員，隨後參加了南昌起義。
當時，葉子茂的直屬上級是連黨代表沈誌傑。顯然，“黨代表”這一職務，也是國共第一次合作下的產物。
相對蔣介石廢止黨代表製，反觀中國共產黨方麵——
在秋收起義餘部奔赴井岡山的途中，於1927年9月29日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委員於此提出“支部建在連上”，進而明確了“黨指揮槍”原則，並初步擬定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內容。
這，便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朱毛於1928年4月會師後，兩部合編為紅四軍，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由此，在黨領導下的建軍原則及政工體係便被鞏固下來，並在發展中不斷地加強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