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先生似乎要一吐胸中塊壘，逐漸講到本鄉本土的一些不平事，也就必然涉及到盤根錯節的族群關係，以及剪不清理還亂的恩恩怨怨。
葉子茂既對曹老先生的書生意氣及耿直有了認識，也對社情民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對此後的武裝行動產生很大的幫助。
要知道，葉子茂雖然頗為注意搜集目標對象的信息，但主要是聚焦於錢財及是否方便下手，而且消息源主要來自受到欺負的普通村民，後者的目的則是為了報複，至少是要發泄不滿，加之絕少受過文化教育，在語言表達上就顯得比較困難，甚至很難清晰地敘述一件事。
總之，這一切均造成葉子茂的行動更像是隨機性很強的流寇。
此時經曹老先生的“講解”，葉子茂不僅了解到那些有錢有勢的大戶之間的恩怨症結，也了解到某些大戶的民憤程度，以及當地族群之間的矛盾所在。
進一步而言，別看有的大戶掌控著百十餘人、三四十條快槍，但內部勾心鬥角，周邊村民也是怨聲載載，若是碰上硬茬，很快就會土崩瓦解；
有的大戶雖然手中隻有十餘人、三四條快槍，但因經常受到土匪的騷擾，以及更大大戶的欺負，因此反而愈加抱團，有時甚至會拚死抵抗，包括會得到周邊村民的助威乃至直接參與。
自此以後，葉子茂對於社情民情更加關注，尤其注重從民憤入手，輔之通過曆史恩怨、現實矛盾等尋找突破口，進而用最小的力量瞄準重點，予以分化瓦解、速戰速決。
當然，若僅是較好地做到上述這些，最多也就算是一個有頭腦的山大王或遊擊隊長，至於葉子茂參加紅軍後的更深層次變化，那就是後來的事情了。
就這樣，曹老先生與葉子茂越聊越高興，吃過了午飯，又吃過了晚飯，直至在曹雲娥的催促下，才各自回屋就寢。
在聊天的過程中，葉子茂了解到曹雲娥的大哥已在上海落戶，二哥在前不久悄然離家出走，可能是去投奔參與二次北伐的軍中同學。因此，曹老先生便有意將在南昌上學的曹雲娥留在家中，甚至寫好書信準備托人帶給彭家老二，請其將曹雲娥的行李送回來。
前文有述，曹雲娥之所以能夠在南昌求學，主要是得到彭家老三及老二的幫助，尤其後者奉命在南昌駐防，並將家室接了過去。
曹雲娥與彭家老二的妻子是堂姐妹，後者在南昌也是人生地不熟，便盛情邀請曹雲娥搬來同住，一是有個說話的伴，二是可以幫助照料年幼的孩子。
曹老先生要給彭家老二寫去書信，擺明了是不想讓曹雲娥再回南昌，以免一去不複返，恰好葉子茂前來拜訪，便托其代為投遞。
要知道，中國曆史上的“鴻雁傳書”僅是詩句中的美好願望，“飛鴿傳書”則是特殊情況下的手段。在實際中，官方的公文是通過驛站（部分時期也接收民間業務），民間書信則主要通過親朋或鏢局，以及後來的票號進行傳輸。
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大清國被迫打開國門，國際貿易呈現爆發式的發展，外國公司主導的郵政業務隨之展開，並逐漸由沿海向內陸地區蔓延，而國內民間資本也依托票號等的原有基礎，建立起較為規範的郵政網絡，並隨著競爭愈加激烈而像現今的快遞公司一般，甚至可以應客戶需求上門取貨。
至於清政府，原本將相關業務交由外國列強把控的海關代辦，在1896年才正式開辦大清郵政官局；到了民國時期，官辦郵政的網絡已經頗具規模，乃至在偏遠的鄉鎮設有郵政代辦所。
據史料記載，1935年9月，紅軍突破長征中的最後一道關口——臘子口，隨後行軍至哈達鋪，毛澤東通過從郵政代辦所獲取的報紙，得以確認陝北紅軍的情況。
那裏在當年可是中國最為偏僻的地區之一，直至八十年後的2016年12月才開通鐵路，而且是蘭渝線，若是從北京、上海乘火車過去，要麼先向北繞道蘭州，或向南繞道重慶進行轉乘，要麼在相鄰的隴西下火車，再轉乘150餘公裏的長途汽車。
再回到當年，雖然中國的郵政網絡已經基本成型，但總歸與當今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至少曹老先生欲投遞書信仍要托人到縣城進行投遞，而在與葉子茂見麵之前，曹老先生已從孫女口中得知他是縣府的暗探（這是曹雲娥的猜測），自然會請其順路將書信帶回縣城。同時，以曹雲娥曾路遇土匪為由，力阻她返回南昌，以免一去不複返。
葉子茂對此也不好多說什麼，接過書信便告辭回到客房。就在他一邊洗漱，一邊與石玉寶商量明天的行程時，忽然聽到有人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