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葉子茂在二打長沙的十餘天中，因為執行任務的區域遠到連槍炮聲都聽不見，也就是說連觀戰都算不上，他隻是出於好奇偷偷跑到前麵看了一眼而已。
不過，雖然最終攻打長沙的行動失利，但也極大地震動了葉子茂，並非源於作戰場麵，而是在三年前南昌起義失敗、在一年半前仍被追打的紅軍，居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展到主動攻打省會城市的地步，尤其所挑戰的居然是在國內早有盛名的湘軍。
葉子茂由此考慮到，除了軍閥混戰難免頭尾不得兼顧的大背景外，其中必有更加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至於到底是什麼決定性因素，決定了紅軍能夠如此迅捷地崛起？
事實上，當時的葉子茂隻是處於懵懂階段，此前僅是在下意識地進行觀察，此後才有意識地進行更深層次的探尋。
於此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本書采取了倒敘手法，比如開篇情節便是搶渡大渡河，此後根據故事的發展相應地進行倒敘，以期反映紅軍及長征的全貌，包括主要人物葉子茂等的成長曆程，包括個人感情經曆。
至於此處的倒敘，是基於葉子茂在長征途中重燃上前線的欲望，為此，他必須要首先對收容隊進行整改，但由於成員極為複雜，包括收容隊在編人員、來自各軍團的傷病員、被審查的幹部、新戰士、起義人員、俘虜、民團成員、臨時征用的民工乃至土匪等，若要盡快形成戰鬥力，他便想到打破常規加強黨組建設的辦法，而其思想基礎便是源於此處倒敘的內容。
在當年的葉子茂看來，尤其是在大哥常輝直接參與土地調查工作之後，他愈加認識到“農村包圍城市”的精髓與重要性，而其核心內涵是基於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則又基於土地，但最為關鍵的是——要有一個嚴密、嚴謹且效率極高的黨組織。
相比而言，在“中原大戰”之後，至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其間雖然仍有諸如第十九路軍的“反叛”舉動，乃至蔣介石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迫二次下野，但從整體來看，幾乎未再發生大規模挑戰蔣介石的軍事行動。
當然，除了紅軍！
究其原因，無外乎是源自新舊軍閥的劣根性，即單純地崇尚武力，盲目地追求地盤，雖然其間也講究一下“愛民如子”，卻還真把自己當成一言九鼎的“父母”了；同時，也通過“金蘭之交”包括地下幫派紐帶建立自己的泛組織體係，卻還真把自己當成說一不二的“大哥”了……
也就是說，這些軍閥隻有落後於時代的傳統觀念，而沒有一個超脫地盤意識、哥們義氣的指導思想理念及體係，一旦遭遇強勁的對手，勢必會土崩瓦解。
事實上，在包括“中原大戰”在內的軍閥混戰中，蔣介石在施以軍事打擊的同時，還以重金許願、封官拉攏的手段進行釜底抽薪，而且屢試不爽。至於老百姓，要麼自求多福避之不及，要麼漠不關心冷眼視之。
若進一步相比那些軍閥而言，蔣介石至少自稱承接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衣缽，又擁有由共產黨幫助改組的國民黨組織，以及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職業軍人群體，並早在1927年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即軍統最早的前身之一（軍統主體是1931年以軍人為主組建的複興社，又稱藍衣社）；1928年又成立了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科，即中統的前身……總之，這就從組織體係上擁有了一定的決勝條件。
由此，再看國共的軍隊政工體係，雖然有著源於蘇聯紅軍的一脈相承關係，甚至“黨代表”這個職稱就是蔣介石赴蘇聯考察後確立的，但在後來的實際運作中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其實，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介石雖然廢除了黨代表製，但還沒有愚蠢到徹底放棄政治工作的地步，至少仍要在軍隊中發展國民黨黨員，不過，隻是在各級設立了政治副職，即負責或分管政治工作的副軍、師、團長，而專職執行者則是政訓處主任。
這也是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八路軍、新四軍未設“政委”一職的原因。不過，很快就予以恢複了。
以八路軍為例，1937年8月22日正式改編，10月29日便恢複了政委製，所轄3個師的新任政委分別為：115師原副師長聶榮臻，120師原政訓處主任關向應，129師原政訓處主任張浩（本名林育英，林帥之堂兄）。
要知道，上述3人並非順延升職了，因為他們原本就是3個師改編前的紅一軍團（115師另含紅三軍團、紅十五軍團、陝北紅74師）、紅二方麵軍（原政委任弼時另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麵軍（原政委陳昌浩在西路軍兵敗後赴蘇聯治病）的政委或副政委，隻因蔣介石劃撥的國民革命軍序列中，隻有政治副職、政訓處主任的編製，才在初期進行對應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