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還沒有完，在四年後，也就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期間，曹雲娥的大哥奉命搜集各方動態，由於時間緊、任務急，難免會有顧及不到的地方，隨之露出破綻並引發軍統的注意與懷疑。
此時，曹雲娥的二哥已經上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專職負責軍事情報工作，可謂是春風得意。
此前，也就是他在1928年剛從軍時，役期於胡宗南任旅長的國民革命軍第1師第2旅，並在同學的提攜下介入軍事情報領域，而戴笠的“間諜王”地位也是從胡宗南部起步。
因此，曹雲娥的二哥與軍統方麵淵源頗深，也正是因為雙方的密切協作，加之本人的機敏與勤勉，令其在軍事情報領域頗有建樹，進而被上調至參謀本部。
再說負責監控調查曹雲娥大哥的軍統人員，在定案之前，私下找到曹雲娥二哥探尋態度，後者當即表示：若確實危害黨國利益，格殺勿論！
軍統方麵在摸底之後，為了給曹雲娥二哥麵子，更是為了維係雙方的關係，便對曹雲娥大哥采取了密捕密殺的方式，並在事後銷毀所有卷宗，如此一來就猶如人間蒸發一般。
此後，曹雲娥二哥自然就收養了此前被大哥收養的外甥，也就是葉子茂、曹雲娥的兒子，直至敗逃到台灣後病亡，他也沒有給外甥講出實情。
在解放後的1955年，當地政府抓獲彭明春的一名手下，其供認曾參與謀殺曹雲娥、大龍及其手下，並據此找到遺骨，曹雲娥得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事情仍然沒完，時間躍至1995年，葉子茂、曹雲娥之子返回大陸尋根，此前他一直以為大舅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在上海見到大舅的女兒後，才得知親生母親是誰。
隨後，他尋跡回到原籍，又得知親生父親是誰，便在北京與葉子茂相見，並順便提出據其表姐講，大舅好像是中共地下黨員，若真的屬實，其後人是否能夠得到政府的照顧？
葉子茂隨之向林丹陽求助，林丹陽經過查詢後稱：曹雲娥的大哥確實是地下黨員，不過在1937年初失蹤了，由於無法判定是犧牲、脫黨還是叛變，因此，對其後人無法落實相關政策。
同時，林丹陽指出，曹雲娥的二哥即便不清楚大哥是怎麼失蹤的，但在當時至少會促動有關方麵進行追查，尤其是他有這個能力，並勢必會了解追查的經過和結果，哪怕真的人間蒸發了。
此後，葉子茂、曹雲娥之子仔細翻越二舅的日記，重點是1937年初，發現在那一時段之前屢屢出現大舅的名字，此後卻隻字未提，甚至沒有提及失蹤一事，似乎在刻意回避著什麼，他自然就懷疑二舅知道詳情，即大舅被國民黨秘密殺害了。
總之，畢竟沒有實據，曹雲娥的大哥最終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回到當年，葉子茂對於先是妻子、後是兒子失蹤一事，自然是萬分焦慮與焦躁，日常工作幾乎全部推給了沈誌傑。
沒過多久，上級派來督查組，對葉子茂部支持建政工作的力度及進度提出批評。對此，沈誌傑沒有強調客觀原因，而且主動承擔了全部責任。
事實上，遂川縣在1928年便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時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但在武裝鬥爭中幾經反複，包括紅軍三進三出縣城，尤其在1930年底蔣介石發起第一次圍剿後，地處中央蘇區邊緣的遂川屢經戰火，建政工作隨之困難重重。
葉子茂部的防區又是在遂川的最邊緣地帶，最初幾乎是處於打遊擊狀態，而且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僅有沈誌傑公開了黨員身份，建政工作則是從組建具有自治性質的農會開始，去年，也就是1931年才正式成立區級蘇維埃。
此前及此後，葉子茂部屢次被調派參與反圍剿，以及二打長沙和此次的贛州戰役，加之葉子茂確實更重視軍事工作，也就勢必會影響王大雷、石玉寶的積極性。
至於沈誌傑，確實非常重視建政工作，但他是工人出身，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後，奉命帶領百餘名工人兄弟參加北伐軍，屬於不了解農村工作的軍隊幹部，雖然他付出極大努力，也打開了局麵，但仍自感遇到諸多瓶頸，因此，他對於上級的批評並無怨言，隻是苦惱於該從哪裏尋求突破。
恰在這時，葉子茂的大哥常輝奉派進行農村調查工作，在他的指導及督促下，葉子茂重新振作起精神，配合沈誌傑開展及鞏固建政工作。
他們先是繼續加強地方基層黨組織建設，包括健全蘇維埃的組織機構，精選在群眾中有威信的人參與管理工作，尤其注重支持已公開黨員身份的幹部的工作；緊接著，對土豪劣紳進行進一步的清算，尤其是民憤極大的彭家；同時，由葉子茂部調派工作隊深入鄉村，進行宣傳發動工作，隨時發現問題並及時解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