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病披尋強不休，燈前對坐讀書樓；餘年著述長如此，何物人間更欲求？”陳寅恪以世家子身份，遭逢亂世，仍勤奮研究，燃脂著書，真文化神州係一身矣。惜乎生不逢時，書籍資料一失於抗戰，又受批判冤死於“文革”，畢生心血並未全留於後人。至於所著之書，到現在真正懂的人依然寥寥。記得多年前有一本書《陳寅恪的最後三十年》，厚達幾十萬字，曾仔細讀過一遍，雖寫得有點通俗，可也知道了先生許多逸事。
至於汪榮祖此著，雖是多年前舊著，其水平卻是大陸學人難以企及。春節幾天臥床讀了一遍，感慨良多，也更加懂得了“文化”二字的分量。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寅恪老的不合時宜是不用說的了，但未料在這個市場經濟時代，仍然那麼不合時宜。
我國文化傳統中，讀書人一直是帝王家的，而且老百姓，包括讀書人，都堅定地認為沒有帝王，我們無法活下去。我們能活著，而且居然活得人模人樣，都是帝王的光澤。“五四”運動打破了這種迷幻，但魯迅先生說了：人生最痛苦的莫過於夢醒了無路可走。本來統治階級是皮，知識分子是毛，而現在居然可以獨立了，那麼，這個“毛”如何獨立呢？魯迅是堅決地與統治階級不合作，視之如敝屣，如糞土，是一種出路；胡適是批判地合作，提倡好人政府，幻想用自己的良知去改造政府，也是一種出路。可最後我們看，似乎又都不是出路。在一個較為開明的社會，魯迅那樣的民間立場未嚐不是一條坦途，對民族、國家、個人都是很好的選擇。但在風雨如晦的年代，生存權都被剝奪的情況下，換句話說，不給飯吃，你又怎能自由地不合作？現在很多學者似乎一下子覺醒了，他們發現了魯迅的許多“缺點”，甚至“反動”，而開始大唱胡適的讚歌，好象如果當時沒有魯迅，隻有胡適，我們的國家早就民主法治了，早就是自由的樂土。其實，看看胡適，剛開始在局外，還嚴厲地批判了一下統治階級，可在他的“好人政府”理念下，他的“一直在道義上支持最高領導”的選擇下，後來他的“批判”也不見了，或者是沒有任何用處了，他隻能無奈地發現自己早成為了人家的彀中物了。汪榮祖說“晚年的他，已早無與政權示絕的決心，更沒有了當年維護自由與人權的氣勢。”他的“懦弱的本性”就連胡適晚年的弟子、朋友唐德剛也看得一清二楚，而國內學者如邵建之流還在那裏做什麼美夢呢！
那麼陳寅恪呢？能否作為一條出路？作為一位最擅考據的史學大師，一位文化承擔者，他一生與政治絕緣，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為中華文明延續火種。可結果呢？“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他晚年的詩句：“世上欲枯流淚眼，天涯寧有惜花人。”“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不是把一切都說得很清楚嗎？
1936年魯迅在不甘心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他死後，真正的魯迅卻不見了，被人打扮成神供在廟裏，現在又被幾個妄人叱罵為民族敗類。可舉目海內，繼承魯迅精神的人在哪裏？魯迅的博大而駁雜，又豈是一般所謂教授所能理解的？我們看胡風、馮雪峰等人隻得到了魯迅顯形的精神，而魯迅最深微的精神，大概徐梵澄最能理解，也繼承得最多。可惜又有幾人懂得呢？
胡適1962年在暴死於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酒會上，也是死不瞑目。陳寅恪1969年被紅衛兵、工宣隊折磨摧殘而死，死得很艱難。魯迅要改造的國民性，提倡的“立人”，至今沒有看見；汪榮祖說“胡適一心要創造新文化，但新文化一直像是沙漠上的城堡，既無基礎，也不鞏固。陳寅恪一心要維護舊文化，但舊文化雖植根千年卻像花果飄零後的空枝。繁華既空，枝枯可期。”
現在那些妄人到處亂喊，魯迅的“立人”沒有任何意義，甚至是侮辱國人，還是胡適的“立法”好，國家要現代化，沒有法治是不成的。他們認為似乎隻要出幾台完備的法律，中國的問題就徹底解決了。真是書生空言！一個國家最後走向現代化，大概立人，立法，都是需要的，而且也必須允許知識分子自由研究。隻有文化多元化，才有民主富強的可能。
“鬼鄉人世兩傷情，萬古書蟲有歎聲；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讀寅恪先生的詩總是那麼動情。“天其廢我是耶非，歎息萇弘強欲違。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托任寒饑。”作為一代宗師，天不顧惜他，他受的罪夠多了。而最怕的是不但沒有魯迅，沒有胡適，連陳寅恪這樣的人都沒有了。學術園地，學術界，隻剩下一些投機主義者。
寅恪先生曰：“大賈便便腹滿腴，可憐腰細是吾徒。”原來早就如此！
文化，本來就是多餘的東西，在有些權勢者看來。
精神，在他們眼裏，本來就是可有可無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