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按照天賊所的專家汪三公子的主張，這恰好是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按照他的理論，什麼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統統的都可以丟掉東洋大海裏去，土地都拿來搞建設，搞工業，搞經濟作物種植。隻要我們有錢，還怕在國際市場上買不到糧食嗎？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人家不賣糧食給我們了，那一定是我們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氣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這套做法，早在幾百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們就已經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來替我們試驗過了，這條路，走不得！
從明代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尋找新的食物來源，救荒本草等類著作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出現的。還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謂的“避穀之法”，以期在饑餓難忍的情況下苟延數日之性命，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在明代中後期以後，原產於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馬鈴薯等糧食作物被引種到了中國。這些作物在引進中國之後迅速擴展，普及全國，成為許多地方，特別是山區人民的重要糧食。福建的陳氏父子因為從西班牙人控製的呂宋偷取番薯引種到福建成功，而被家鄉人立廟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進並沒有象西方引進的蕪菁和三葉草一樣，建立起一個良性的農作製度，它隻是在糧食生產和衣著原料生產之間建立起了一個暫時的平衡，這種平衡之所以是暫時的，是因為隨著人口的增加，又會出現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進就是在增加糧食供應的同時，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長。
考古學家夏鼐指出：“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隻有六千萬有零，……清初以戰亂有所減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達一萬萬四千餘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土地的開辟，以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係，但是與明代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關係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進並不能解決中國人口的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溫飽問題並沒有因為它們的引進而得到解決。
增加品種既然不能滿足人民對糧食的需求，那麼，我在種植技術上做文章可以嗎？事實證明，有用。但是，用處不大。
前麵提到的套種、桑基魚塘等技術，算是多熟製的範疇之內。多熟製的發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隻是部分地彌補了由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致的糧食減產，而並沒有消除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相反由於缺乏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多熟製的發展必將加大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多熟製的發展還影響到了畜牧業的發展，江南稻區在實行多熟製以前，曾經有所謂“拋牛”之俗，即在水稻收獲之後，讓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後，由於多熟製的實施，早稻收割之後，種上了晚稻以及菽、麥、麻、蔬等各種作物，放牧已覺不便，明末宋應星就曾做過這樣的計算，“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既已無牛，則秋獲之後，田中無複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獲償半荒之畝，似也相當也。”沿至清代“拋牛”之俗索性被禁，此種做法勢必引起畜力緊張，從而加重勞動力的負擔。這又是促使農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對糧食供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這就需要尋找新的食物來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和推廣的。
雖然也通過引進新作物，改進種製度，發展多熟製，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卻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農具的倒退。
中國早在漢代時期出現過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發明，如代田法、耬車等，這些發明都是適合大麵積的土地生產需要而出現的。它與近代歐洲農業改良時所采用的某些農具在原理上與相類似，但是這些農具在中國卻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在於農桑結構導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來越少，采用先進技術設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來越少。因此，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廣，如代田法、耦犁和耬車，僅是在西漢京師附近和一些邊遠地區試用過，而並沒有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推廣使用。不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技術倒退的現象。
唐朝江東犁的出現和明清鐵搭的盛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什麼先進的江東犁在明清時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後的鐵搭所取代？是江東犁不適合江東的自然條件嗎？不是，因為江東犁就是適應當地的土壤耕作條件而最早出現的。那麼，為什麼發明江東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東犁呢?原因在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導致的江南地區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的失衡，這種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來放牧地方都被開墾出來作為農田，而原來一些在收獲之後可以用來放牧的農田也紛紛種上了作物，因而導致了畜牧的萎縮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鐵搭的使用成為可能，而畜牧的萎縮又使得牛耕缺牛，隻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鐵搭代替牛耕。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據宋應星估計“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力者半之”，這是一種比較保守的估計。一般說來，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頭牛就相應地要補充七到十個勞力。這又陷入了新的一輪人口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