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丹問出這個問題之後，荀況並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在稍微沉默思考了一會之後才做出了答複。
這答複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答複，而是一個反問。
荀況問道：“大王欲王乎？霸乎？”
趙丹想了想，道：“寡人欲以霸王道雜之。”
對於這個答案，荀況明顯愣住了。
這位大儒的驚訝之意是如此的明顯，以至於就連接下來說話的時候聲音都有些顫抖：“大王欲行王道？”
趙丹有些奇怪的看了荀況一眼，但還是說道：“非行王道，乃霸王道雜之。”
下一刻，荀況蒼老的臉上突然浮現出了一絲激動的紅暈，正容收衣，朝著趙丹行了一個大禮。
“臣為天下萬千儒者，謝過大王！”
雖然趙丹的話十分明確無誤的說了“霸王道雜之”這四個字，但是雜歸雜，裏麵含有“王道”可是確實無誤的。
這對於一直得不到認可的儒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在後世，儒家一家獨大了兩千年，壓得其他諸子百家喘不過氣來，但是在這個春秋戰國時代可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自從孔子創立儒家開始，雖然儒家一直和墨家被並稱為“儒墨顯學”，但非常諷刺的是，這兩大顯學基本上都並沒有得到當時強國國君的認同。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孔子所提倡的“王道”，指的乃是周天子的王道。可到了春秋戰國的時代了，誰還買周天子的賬啊。大家都有實力了，幹嘛還要按照你孔子的話去尊重周天子這個王？
所以孔子遊說君王的失敗是必然的。
到了孟子時代，這種狀況也並沒有得到改變。
孟子是怎麼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種話顯然是不可能被君王們聽得進去的，事實上孟子如果是碰到了後世的某些專製君主的話，那麼單單這句話就足夠他掉腦袋了。
說白了，儒家的思想一直就是要“仁”，要“王道”，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諸侯們朝不保夕，恨不得把所有的其他國家統統弄死，這時候來談什麼仁啊王道啊，顯然是不可能得到國君們的重用。
說白了，儒家思想在這個社會狀況下是根本不符合現實的。
作為儒家在春秋戰國時代最後一位大能，荀況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儒家的這個問題，並且針對當前的現實做出了妥協。
這種妥協不但在於荀子將法家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更在於荀子已經不像他之前的孔子和孟子兩位前輩一樣，一定要自己的國君去堅持什麼不切實際的王道了。
這種妥協在《荀子》一書之中隨處可見。
比如荀子認為治理國家可以“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君主既可以選擇“義立而王”這個上策，也可以選擇“信立而霸”這個中策，隻要不選擇“權謀立而亡”這個下策就行。
又不如說在兼並戰爭之中，荀子認為國君可以選擇“以德兼人，以利兼人，以富兼人”，也是三種方法。
甚至對於儒者本身荀子也分了等級，說：“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裏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霸）。”
簡單的說荀子的主張就是：國君同誌，你想要霸道的話，也行；但是你在霸道的同時要記住霸道隻是中策，想要千秋萬代的話還是得用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