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走得再遠，我對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來自現今中國的困頓。因為我發現，中國的經濟製度變革，若因循守舊，當然不行，而如果全盤照搬歐美，恐怕也難以成全，中國改革的全部難處和迷人之處，即在於此。所以，與曆史修好，在過往的經驗中尋找脈絡，或許是解讀和展望今日及未來中國的一條路徑。能否在傳統國情與普世規律之中探尋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實在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曆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曆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曆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
是為總序。
即便走得再遠，我對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來自現今中國的困頓。因為我發現，中國的經濟製度變革，若因循守舊，當然不行，而如果全盤照搬歐美，恐怕也難以成全，中國改革的全部難處和迷人之處，即在於此。所以，與曆史修好，在過往的經驗中尋找脈絡，或許是解讀和展望今日及未來中國的一條路徑。能否在傳統國情與普世規律之中探尋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實在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曆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曆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曆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
是為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