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舍爾的變與不變——《阿爾比恩的種子》譯序
王劍鷹
《阿爾比恩的種子》是中國近180年的美國問題著譯史上較少觸碰的文化史題材。這本書不同於中國讀者熟悉的美國通史、政治史、戰爭史或社會史，甚至也不同於思想史，而是從民俗的角度切入，解答一個重大問題，即美國自由體係的決定因素到底是什麼？這種方法被作者大衛·費舍爾稱為基礎綜合（primary synthesis），即根據大量的民俗史料來對美國曆史作一般性闡釋。
所謂美國自由體係的決定因素，是美國曆史學中的經典問題。但在本書寫作和出版的1980年代中後期，這一問題的再次提出卻表現為一種回歸。1960年代以後，受美國國內及國際形勢推動，也因為曆史學自身的更新，美國曆史學界湧現了一股宏大的“新社會史”潮流。不同於以前以敘事為主的曆史學，“新社會史”研究以問題為導向。這些曆史學者對解讀自由體係的形成並無太大的興趣，而是專注於美國體係出現的各種狀況，包括種族、家庭、性別等。他們從現狀中提煉出研究課題，而這些課題的設問往往包含著否定美國體係的傾向，其研究範式也比較看重唯物主義的理論，強調壓迫和剝削等因素。但“新社會史”的熱潮在1980年代開始減退。在熱潮中保持警惕的費舍爾著手用他所信靠的曆史學方法解答美國曆史的經典問題。
費舍爾寫作《阿爾比恩的種子》，結合了“新社會史”和此前傳統的敘事曆史的方法。這種方法以問題為導向，以敘事的方式呈現，被他稱為“梳理性敘事”（Braided Narrative）。他在書中的主要結論是，早期美國的四種不列顛民俗傳統是當今美國自願社會最有力的決定因素。
一
《阿爾比恩的種子》於1989年出版，在美國曆史學界引來了廣泛的重視和激烈的論戰。據費舍爾自己統計，有關本書的各種書評達上百種。1990年底美國曆史學會召開年會，組織專門會議來討論本書。專業期刊《威廉和瑪麗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和《阿巴拉契亞期刊》（Appalachian Journal）分別於1991年、1992年撥出專門版麵刊登關於本書的論戰。費舍爾本人兩次撰寫長文對各方評論作出回應。
《阿爾比恩的種子》受到如此重視的原因首先在於它的宏大。這本書試圖從早期北美的英國移民形成的四個文化地域，及其包含的二十四種民俗要素，來說明當今美國自願社會的文化基因。單單這個主題涉及的要素範圍及跨越的年代，就已經讓人望而生畏。費舍爾為了論述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民俗史料，並且為此多次往返大西洋兩岸，在英國進行田野調查。費舍爾精致的（有時是文學的）寫作方式也幫助他很好地完成了該書的敘事和論述。費舍爾同時代的著名的美國文化史家邁克爾·卡門（Michael Kammen）不吝讚美，稱此書為“半個世紀裏早期美國史最好的綜合性論著”。作為費舍爾最主要的批評者之一的傑克·格林（Jack Greene）也指出，本書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論述框架，是80年代末最重要的幾部早期美國史的綜合性論著之一。
這本書受到如此重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所作出的貢獻。作者有力地廓清了由早期英國移民在北美大陸形成的四個文化地域：以馬薩諸塞為核心、清教文化占主導的新英格蘭，以弗吉尼亞為中心、保王黨為統治精英的切薩皮克地區，以賓夕法尼亞東部（費城）為核心、貴格會主導的特拉華山穀地區，以及分布廣泛、涵蓋阿巴拉契亞山區和美國南部廣大區域的邊區。這四個文化地域由來自英國四個地區的移民主導，分別對應著英格蘭東部（東盎格魯地區）、英格蘭西南部（包括倫敦等港口城市）、英格蘭中北部（包含奔寧山脈）和英格蘭北部邊境地區（包含蘇格蘭和愛爾蘭邊境地區）。費舍爾認為，美國這四個地域之間的差異甚至大於歐洲各國之間的差異，因此形成了相對獨立、特點鮮明的文化和民俗。這種地域差別以及它們之間的融合互動至今深深影響著美國的自願社會。
費舍爾所堅持的文化地域分野，並不是他個人的發明。在1980年代中後期，還有兩位學者發表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相似的分析框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於1986年發表的早期美國史專著《英屬北美人口問題初探》（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也分析了這四個文化地域的差別。但貝林對文化地域的劃分更有彈性，並且他的分析涉及麵更廣，還包含了種族的衝突與融合，並涉及文化人類學、階層分析和人口史，等等。貝林著重分析這些文化地域在不同曆史時期發生的“變化”，以及日漸一致的趨勢。而費舍爾強調的則是英國移民的習俗在北美大陸長期延續，成為美國文化“不變”的骨髓。
另一位學者唐納德·邁尼希（Donald W. Meinig）是位地理學家，他在1986年發表的專著中也認同文化地域的分析框架，分析出了十一個區域（費舍爾也認為，除了這四個主要的文化地域外，還有一些小的文化區域）。但邁尼希強調美國文化形成的早期就具有多元性質，費舍爾則側重英國文化對美國的統治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