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毗、吐蕃、象雄、泥婆羅四藩都納入西昌，全部改土歸流，那這個西昌道也未免太大了些，東西得有六七千裏，南北也有兩千裏，太大了，根本管轄不過來。”
新拜中書侍郎入政事堂的魏元忠提出異議，他早年是在西寧州任過刺史的，算是西昌道出來的官。
很清楚的了解那片地區，蠻的很。
雖然貞觀朝起，道一級行政區劃就穩固了下來，後來又常設了經略使司、觀察使司、常平使司和提刑使司，分管軍、政、財、法，不過道一級，四司是平行機構，甚至許多道的四司都不是設在一城。
往往是各駐一城，有的道甚至四個司分駐四城，因此道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正式道城。
而在後來，朝廷又正式取消了內地都督府製度，大的都督府改設為府，如並州府、揚州府、廣州府、益州府等，這些升格為府的原大都督府治地，削去了許多軍事職權，甚至對周邊州的管控權力也大多削去。
府隻是比州高一級的區劃，但依然屬於道之下。
道依然還隻是個不夠完整的行政級別，始終沒有一個如府尹、州刺史這樣的主官設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道這一級，管轄地方太大，如果給州以上的道級設立了常設的主官，統領整個道內的各州，並衙級的四司，那權力大的驚人。
朝廷甚至得考慮，會不會失控。
畢竟現在道設四司，可這四司終究是各管一塊，而且屬於是朝廷中央有司的派出機構。
這也是後來為何朝廷在邊疆地區，把大都督改成了節度使的重要原因，邊疆地區遠離朝廷中樞，形勢又更複雜，需要比較統一的事權。
所以設立了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在軍事這塊有很大的權力，甚至這些年還漸漸的讓節度使又兼任觀察使、常平使、提刑使等，就是為了讓事權統一，以更高效迅捷的自治邊地事務，避免事事請示中央，延誤時機，效率低下。
但朝廷在內地可不敢這樣做。
西昌不算內地，也是設了節度使的，但如果把四藩也納入西昌，那就算節度使一人再兼四司使，也管不過來。
“陛下，臣近來思考國朝以來的行政區劃，從武德朝時設立過的行台，到總管府，再到後來的都督府，再到後來設道，設四司，甚至是設節度使，總是不斷的變化調整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更適合當前形勢，更好的為天子管理地方。”
秦孝忠掏出一本奏章，開始獻策。
他建議在非內地腹心的沿邊地區，恢複行台製度。
武德朝的行台製度，也稱行尚書台製度，這不是大唐獨創，而是魏晉南北朝時興起的一種製度，行尚書台，就是尚書省派出地方的臨時機構，代行使尚書省在當地的權力。
行尚書台長官也稱尚書令，或行台尚書左右仆射，一般大行台還設有行台六部尚書，一般行台則設兵吏戶等兩三部行台尚書。
由朝廷派遣宰相或是大將、親王等出鎮地方，一般是在戰時，或是地方發生叛亂等特殊時期，臨時設立這麼一個機構，派出一位大臣坐鎮，給予他足夠高的權限，以更快速的處置事務。
事平之後，往往也就裁撤了。
當年李世民就曾任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整個潼關以東的中原地區，都在李世民這位行台尚書令的控製之下，文武軍政各方麵事務都直接由他說了算，他就是大唐長安朝廷在陝東地區的最高代表。
不過唐初的行台很快就廢除了，之後是權力稍弱的總管府、都督府。
現在秦孝忠提出在部份地區，設立行台，因為如今朝廷中樞是中書門下，所以行台當稱為行中書門下省，簡稱行省。
比如西昌道，如今形勢特殊，可以設立西昌行省，由朝廷從中樞派一位宰相，或者是選派一位高級大臣，加中書侍郎或是門下侍郎銜出任行台長官。
行高官官可以設兩位，比如行省中書令和行省侍中，當然，如果覺得這樣容易跟中央長官混亂，也可以改個名字，也是很簡單的事。
但是行省設立，它的權限會很高，屬於中書門下派出機構，是政事堂的分支，但是可以是常設，所以不需要如唐初行台一樣，從中樞調派人出去。
而是挑選足夠級別和能力的官員，組建行省衙門，道級的四司，也成為行省的下屬機構，如州刺史下的六曹。
這個行省的長官，不管是叫總督還是叫行台中書令，他與之前設立過的宣撫使、宣慰使、安撫使等這些臨時性的官職不同，他是一省的正式主官，其所統領的行省，也將取代道，成為健全的一級行政區劃。
在一道之內，行省衙門就猶如一個小政事堂，其權力之集中和強勢，都是前所未有的。
秦孝忠的這行省製一出，殿中都一時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