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珊珊和柳雪合力將這位中年婦女放在一張可以推著走的病床上，推著她來到了重症監護室。
劉珊珊進去的時候，才驚訝地發現，僅僅隻離開了一個班的時間，重症監護室就變了樣。原本顯得空間綽綽有餘的重症監護室，這會已經滿滿當當了，狹窄的過道隻能容納一個人通過，如果兩個人通過的話，必須兩人都得側身才行。
一張標準床位放不下，就放一張陪護病床。陪護病床折疊起來就是一把椅子，放下就是一張床。
劉珊珊在重症監護室走了一圈，發現有的病人竟然在門口的地板上墊了一層泡沫墊，人就躺在泡沫墊上，用來輸液的掛鉤就粘貼在牆壁上。
幾乎是一夜之間，重症監護室已經塞得滿滿當當，就連下腳都十分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護士負責監護的病人，由原來的6名增加到15名，工作量幾乎增加了三倍。
在護士站，鍾陀召集值班醫生和護士，開了個簡短的會議。鍾陀說：
“首先，我鍾陀給大家說聲抱歉，給你們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這是我本人沒有料到的，也是現實情況決定的。醫學是一項講求科學講求嚴謹的工作，但在目前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我們在照顧病人這一塊，沒辦法給大家科學地分配工作了。另外，我想說的是，目前我們竭盡所能地增加了不少床位，我想說的是，即使在這樣滿滿當當的情況下，我們依然還可以增加床位！把我們醫生們休息的房間騰出來，也可以多放兩張病床。現在各個醫院的病床都無法滿足需求，病人們既然到我們這裏來了，自然是不希望再去別的醫院。雖然我們的床位也很有限，但總比病人把時間耽誤在路上強。別的醫院情況就會比咱這好嗎？我看未必。給大家增加了工作負擔，我鍾某拜托大家，我們多挽回一個病人，就多給一個家庭帶來希望。等疫情過後，我請大家吃大餐！拜托大家——”
說完，鍾陀規規矩矩向在站的各位醫生和護士，深鞠一躬。
劉珊珊的眼眶濕潤了。
鍾陀已是60多歲的人了，平時在醫科大學當教授，每周在醫院上兩個半天的班，還要給病人做手術，既要搞科研，又要搞臨床，還要搞行政，對他來說，已經足夠忙碌的了。盡管大家私底下對目前的工作都有點怨言，但是，當鍾陀說出這番有情有義的話之後，大夥內心的那點堵塞疏通了，那點小情緒不見了。
鍾陀這樣做為了什麼呢？
很顯然，不是為了他自己。
劉珊珊覺得，在醫護這個行業，隻要有一個像鍾陀這樣的人存在，整個行業就會多一盞指路明燈，就會多一點希望。
在鍾陀的帶動下，醫生們不坐了，護士們也不坐了，把椅子全部給病人。最後連椅子都沒了，病人就躺在站著看病的醫生旁邊。
這些吃上藥、打上針、吸上氧的病人，都會變得很安靜，與他們在醫院門診大門口爭搶、哄鬧的情況判若兩人。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有了一張病床，不，或者說有了一張椅子，就意味著有了希望，有了生還的希望。比起那些沒有被救治的人來說，他們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