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在穿越之前受影視劇的影響，對中國古代皇帝的權力一直有一種錯誤的認識。
在後世的宣傳中，封建帝王們似乎有著毫無約束的權力。皇帝們就像降大神一樣，隻要動一動手指頭，就可以掃清一切不合理的醜惡現象。
然而當朱慈烺穿越到了明代之後，才發現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絕對的權力。
所謂的至高無上的皇權，在針對某個個體的時候或許是不受約束的，但是在麵對既得利益階層的時候往往顯得十分蒼白無力。
商稅，就是明代皇權與東南官僚資階層角力的一大戰場。
朱慈烺在穿越之後，曾在皇宮中遍查老檔，並且以聊的名義尋訪了幾位萬曆年間去東南收過稅的老太監，對於商稅一事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
和其他朝代不同，明朝在開國初期，商業被元朝掠奪性的破壞，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恢複商業，宣布對大部分商業免稅，即使征收商稅也很輕，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到了萬曆年間，工商業發展迅猛，同時萬曆三大征導致了國庫匱乏。
在這種情況下，萬曆皇帝自然就把主意打到了商稅身上。然而收稅的過程卻並不順利，朝堂之上的文官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和抵製，認為應該堅持祖製，朝廷不應“與民爭利”。
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卻並不是任人忽悠的羊牯。他當然知道，文官們口中的“民”不是普通的平頭百姓，而是特指他們這些官僚資本家。
來這麼一個龐大頑固的官僚資本家階層，還是大明朝廷自己培養出來的。
當初大明建國的時候，明太祖朱元璋因為善財難舍，給官員們的工資定的極低，這就導致了給朝廷當官不僅賺不了幾個錢，甚至往往還要虧本。這底下從來沒有讓人打白工的道理，既然給不了錢，那就給特權好了。於是明代的官員們就擁有了各種免稅，免罰的特權。與此同時，因為吏治的原因，普通的商家和農戶又不免受到下層官吏們的各種盤剝。
這一來一去，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大明想要賺錢，要麼家族裏有人當官，要麼就要給官員按時上供。對等的，這些拿了錢的官員也會給予商人們以保護。
至於商稅？不好意思，大家表示沒聽過。
本來大家吃著火鍋唱著歌，開開心心把錢賺，日子過得不要太爽，結果萬曆皇帝突然來插一腳，這大家能忍嗎？
文官們從各個角度抨擊，反對，商稅的征收。不僅如此，文官們還開始攻擊萬曆皇帝個人，著名的《酒色財氣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這也是明代文官慣用的手段——理不過，就搞人身攻擊。
既然文官階層拒不合作，那萬曆皇帝就隻能信用宦官。萬曆的對策就是向全國各地派出太監，在各地設立稅監收取商稅和礦稅。
然而皇帝伸張自己權力的觸手很快就被文官們剁掉了。派遣到各地的宦官們不是被查出黑曆史，就是與當地“不明真相”的無辜群眾發生矛盾，或被驅逐，或被打死。
萬曆皇帝大費周章的收稅，結果一年收取的工商稅才不過幾萬兩銀子。這中間的錢是被太監們貪汙了，還是壓根就收不上來，朱慈烺就不得而知了。
就這樣，皇權和東南官僚資本圍繞著商稅展開的鬥爭貫穿了整個萬曆中後期，並且延續到了啟年間。
啟年間皇權的代表人不用，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千歲魏忠賢魏公公了。
對於這位魏公公，朱慈烺是深表同情和遺憾的。
在很多時候，朱慈烺都無法理解自己的父皇。就比如殺魏忠賢這件事，在朱慈烺看來就是得不償失的行為。魏忠賢不過是皇室的一條忠犬，為了執行皇權收稅的意誌，不惜和整個官僚資本為敵。在這種背景下，魏忠賢不可能對皇權造成威脅，反而是隻有依附皇權，魏忠賢才有活路。
結果崇禎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把魏忠賢給廢了，隨後，商稅，礦稅被停罷，萬曆啟經營兩代的各地稅監全部被召回，皇權和官僚資本的鬥爭以皇權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政治鬥爭這種事情，講究的就是一個“勢”字。自己的皇帝老子把場子都輸光了，這就形成了一種“敗勢”。沒有人會站在失敗者的一邊。這就導致朱慈烺想要重新收稅變得比他的祖宗萬曆皇帝更加困難——因為除了東宮軍之外，沒有其他的支持者願意站在落敗的皇權一邊。
這也是為什麼，朱慈烺要如此費盡心機，拐彎抹角的拉攏河南的商家，甚至為此放出皇店和茶馬貿易的利益來交換他們對自己的支持。
政治的本質，就是利益的博弈和交換，想要收獲，必然就要先付出，他的父皇不懂的這些，朱慈烺作為一個在商海打拚多年的老油條不能不懂。
至於為什麼要把利益給河南商家，而不是給商稅的主要阻力——東南官僚資本，這也是朱慈烺深刻考量之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