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天不如問自己
楊嘉利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我18歲那年所經曆的一幕：當我懷著希望和不安，拖著扭曲的形體，敲開成都一家報社編輯部的門時，竟把幾個膽小的女編輯嚇得跑了出去。那一刻，我臉上的笑容凝固了，和這笑容一起凝固的還有我的夢和辦公室裏的空氣。後來，當我顫抖著從破舊的軍用挎包取出一疊稿紙時，編輯們才明白我的來意。他們接過稿紙，展開來，那皺皺的稿紙上是我用左手寫下的幾行歪歪斜斜的字：將紙船/放進小河裏漂走/夢，像斷線的風箏那樣自由……
我看見女編輯的眼中汪起了淚水。
媽媽哭著摟著我說：“你隻能走一條和別人不同的路”
1970年冬天，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半歲時，一場高燒持續不退，醫生已經絕望，告知後果，勸母親放棄。母親流著淚回答說：“不管他殘成什麼樣，我都會養他一輩子!”
母愛的力量竟使奄奄一息的我又活了過來。由於腦神經受損，我成了終身殘疾，雙手不能自由伸展；嘴斜了，失去了準確的發音；腳也跛了，走路一拐一拐。直到五歲多時，我才開始蹣跚學步。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羨慕地看著樓下那些健康的小孩們奔跑遊戲。有一次，我看著看著走了神，幻覺中我也有健康的身體，也在奔跑、在跳躍。突然，腳下一滑，我從站著的凳子上滾到地上，頭上頓時撞起了一個大包，我又怕又疼，大哭起來。中午，媽媽下班回來，摟著我，眼裏含著淚對我說：“小三，你是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孩子，不可能去跑去跳，你隻能走一條和別人不同的路。”母親的話，我似懂非懂。但不久後，我家就從四樓搬到了一樓。我好高興。我可以出去玩了。但當我一拐一拐地來到院子裏時，那些同齡小孩便過來衝著我起哄，怪模怪樣地學我走路，甚至將我推倒在地，衝我吐口水、揪我頭發。每當這時，我從來不哭，而是倔強地從地上爬起來，用一雙迷惑的眼睛看著他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總是要惡作劇般地欺負我。
家裏的牆上有一道補了又補的深槽，磨礪我的雄心
到了應該上學的年齡，我渴望去讀書。我對幾本早已翻破的小人書上的那些方塊字充滿了好奇。可是，當爸爸帶著興高采烈的我到學校報名時，卻被拒絕了。12歲那年夏天，爸爸帶著我第6次來到子弟學校報名入學。爸爸懇求老師：“收下這個孩子吧，我可以每天按時接送他，照顧他上廁所，不會給學校增加麻煩，這孩子愛讀書。”我也哭著對老師說：“收下我吧，我會好好讀書的。”
但發榜時，一年級新生名單上仍然沒有我的名字。我失去了最後一次入學的機會。
媽媽摟著已經哭啞了嗓子的我，哽咽著說：“孩子，不上學一樣可以學知識，爸爸媽媽教你。”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父母和已經上中學的姐姐成了我的老師；姐姐的舊課本和那幾本翻過無數遍的小人書成了我的教材；右手殘疾得不能拿筆，我就鍛煉用稍稍靈活的左手寫字，一個字一個字地啃。由於寫字吃力，那張緊靠牆壁的小圓桌竟在牆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槽。
就這樣，我用了一年多時間就自學完小學課程，然後又自學了中學課程。
在青春的雨季裏，我成為成都最高文學獎“金芙蓉”獎的最年輕的得主
我自學的事在工廠傳開後，感到了年過半百的子弟學校的周榮升老師，他主動收我做了“校外學生”，晚上專程來給我輔導，修改我字跡不清、歪斜難認的作業，指導我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
1986年，16歲的我開始寫詩，用詩表達我心靈的情感、喜怒哀樂、酸甜苦辣。但是，寫詩並不像我剛開始時想象的那麼容易。我有個小紙箱，裏麵裝滿了退回來的稿件，這對於每寫一個字都很困難的我，是那麼痛苦的事情!有時候，母親不忍看著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勸我說：“算了吧，我們再想別的辦法。”可我不願放棄，再難我也要走下去。
1988年秋天，我的一首小詩終於在省內一家青年報上發表了!捧讀著變成了鉛字的處女作，我內心的激動無法言表。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多許多：童年的苦澀、心靈的創傷、讀書的希望、父母的艱辛……而在心中，我更大聲呼喊：我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從此以後，我一發不可收，詩歌散文像泉水一般噴湧而出，至今我已在國內數十家報紙和雜誌上發表了300多首詩歌和幾十萬字的文章。1993年，在家裏經濟條件並不寬裕的情況下，籌錢為我自費出版了詩集《青春雨季》，並在1994年獲得了成都市最高文學獎“金芙蓉”獎，我成為這個獎設立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1996年3月，我被四川省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