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3天對於雨果來說十分重要。1830年7月28日，他與阿黛爾的第五個孩子，也是他們最後的一個孩子小阿黛爾降生了。同時，雨果的自由主義立場受到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
查理十世自己是七月革命的催生者。
波旁王朝1815年的第二次複辟，是建立在俄、普聯軍占領巴黎的基礎上的。盡管窮兵黷武的拿破侖在國內也是一個專製的角色，但在生性傲慢的法國人心目中，仰賴外力的波旁王朝與拿破侖卻不是一碼事。
正因為如此，複辟後的波旁王朝國王，老邁的路易十八在位時，對國內采取了相對寬鬆的柔和政策。繼路易十八登位的查理十世就不一樣了，這個年輕氣盛的國王總在思量著如何擴展自己的權力。
1830年7月，忠於波旁王朝的內閣首相波林雅克向查理十世打了一個報告，認為報刊是對政府的一種威脅，是所有弊端的淵源，是敗壞民風、詆毀民族精神的力量。因此，為了穩固政權，必須取締新聞自由。
這個報告當然符合查理十世的心意。他很快就以這個報告為由頭，簽署了4項敕令，把資產階級經過大革命取得的一點兒權力和自由，剝奪得一幹二淨。
憤怒的巴黎人走上了街頭。查理十世命令軍隊總司令馬爾蒙元帥嚴厲鎮壓。
1830年7月27日，隨著馬爾蒙元帥開槍命令的下達，巷戰開始了。革命如火如荼地席卷了巴黎的每一條街巷。到29日，起義者已經占領了巴黎的大部分城區。
直至這個時候，傲慢的國王才發現情況不妙。他宣布解散內閣，收回敕令，但是已經晚了。當國王的3個代表宣布國王的決定時，巴黎民眾的回答是：革命已經開始，必須讓它完成，必須以一個更為自由的王朝取代一個過時的不可救藥的王朝！
查理十世不得不宣布退位，逃往英國。曆時15年的複辟王朝又一次壽終正寢了。
巷戰爆發的3天，恰恰是小阿黛爾出生的前後。雨果守護著妻子，雖然沒有投入巷戰，但呼嘯的炮火仍然使他激動不已。他在心裏念叨著：看來新的共和國就要誕生了！
可以說，雨果對共和國期待已久。雖然他寫過頌歌，歌頌過那個被民眾反對的皇帝，還受到了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隆重禮遇，但劇本《瑪麗容》被禁演的經曆卻使他對波旁王朝不能不心冷。
因此，他對革命一點也不害怕。他沒有投入街壘的巷戰，但那些在街壘與王朝拚殺的戰士，正是高喊著“向夏多勃裏昂致敬”，他一塊兒完成法蘭西文學革命的青年朋友。
共和國的三色旗剛在巴黎重新升起，年輕的詩人就以極大的熱情與真誠，寫出了他的新的頌歌《致年輕的法蘭西》：
弟兄們啊，你們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
用月季和桂冠把勝利裝飾起來，
同時對死去的人們要深深一拜。
英勇無畏的青春是美好的，
人們將羨慕戰旗已經織就，
奧斯特裏茨！
驕傲吧！你們有如父兄一樣豪邁！
他們在戰爭中爭取到了勝利，
在生活的陽光下你們從墳墓中奪了回來。
為了下一代的幸福，七月革命贈送給你們的，
是燒毀巴士底獄的三天，那樣的日子，
父老們才有過一天。
雨果的誠摯與熱情感動了年輕的法蘭西。他申請參加國民自衛軍的要求被批準了，被編入一軍團四營，職務是紀律委員會文書。這個職務使他不必去值班、站崗，也使他終於可以拿起筆，書寫他那部名垂千古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
在這場革命中，革命人民經過3晝夜的巷戰，推翻了拿破侖失敗以後卷土重來的封建王朝——波旁王朝的統治。這場革命對雨果影響很大，使他充分認識到人民的偉大。在這之前，通過自己的切身遭遇，雨果已經對波旁王朝非常不滿了。
1829年，在《瑪麗容》被禁止演出時，雨果就曾憤慨地寫信給朋友說：“這班審查委員們大部分都是劇作家，都是懷有私心的舊派保護者，同時也是舊製體的保護者，他們是我的對頭，必要時也就是我的自然敵人。”
在七月革命的前一個月，雨果曾寫過一首題為《一個行路人對一個國王的想法》。在這首詩裏雨果寫道：
人民走到的地方，人民到來很遲；
但是他終於到了，他已經在憎惡！
國王們，趕快！——回到當前的世紀。
離開腐朽的作風！——在這漫漫的人海裏，
對潮流讓步吧，否則，潮流必然淹沒既往，
我們看吧，你們留戀過去必然要隨過去死亡。
顯然，雨果這時候已經開始離開保王黨的立場。雨果的父親曾經預言：“小孩子相信母親，成人就相信父親了。”意思是雨果小時候接受的是母親的保王黨觀點。長大後，當他能獨立思考時，一定會轉而接受父親的共和主義的。現在，他的預言果然實現了。
《巴黎聖母院》便是雨果清算自己早年的保王主義思想，由保守派轉向民主派的標誌。
在《巴黎聖母院》裏，雨果通過愛斯美拉達的冤案，把封建統治的黑暗與殘暴非常突出地表現出來。
作者在小說中稱法官為“黑貓”，法庭記錄為“野豬”，皇家律師為“鱷魚”，顯示了整個封建司法機構的野蠻、殘忍和愚昧。他們依據封建迷信把愛斯美拉達誣為女巫、殺人犯，她要抗辯，說出真情，招來的卻是酷刑。
因此，小說中一個人物稱法院開庭就是“法官們吃人肉”， 愛斯美拉達自己的感覺是“這裏真是地獄”。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愛斯美拉達被屈打成招後，還要付給官府3個金裏爾作為招認費。
類似這種辛辣的諷刺在法庭對卡西莫多的審判中也表現得很明顯。負責審問的檢察官是個聾子，被審問的卡西莫多也是個聾子，結果審問便成了一場滑稽劇。
雨果在寫作《巴黎聖母院》前後，對英國浪漫主義作家司各特的小說很感興趣。司各特喜歡在一種真實的曆史背景中來展現他那些虛構的故事，因此他的小說中有虛構的人物，也有曆史人物。
司各特的這種寫法後來為許多作家所采用，因此他獲得了“歐洲曆史小說的創始人”的稱號。
《巴黎聖母院》也有一個真實的曆史背景，這種背景主要是通過小說中的國王路易十一表現出來的。在雨果的筆下這個瘦小病弱的國王身穿普通市民的服裝，頭上戴著用最壞的黑布縫成的舊而髒的帽子。
他緊緊控製著他的國家和宮廷。王朝的每一筆開支、每一分錢的支出，他都要親自過目，每一個案件他都要過問。
他很少來巴黎，來時也隻作短暫的停留，因為他覺得他周圍的暗門、絞架和衛隊都還不夠多。
到了巴黎他也隻是到巴士底監獄的祈禱室去安息，因為它比羅浮宮堅固。在這個人物身上作家寫出了法王路易·菲利普吝嗇、膽小的特點。
中世紀封建政權對人民進行精神統治的工具是教會，在《巴黎聖母院》中，雨果對教會的揭露也是極為深刻的。副主教克洛德便是教會惡勢力的代表。他猶如黑夜裏的一個魔鬼，嚴密監視著人們的精神生活，不斷地散布迷信，掀起宗教狂熱，夥同皇家檢察官製造所謂的巫術案，殘害良民百姓。同時他本人又是宗教教條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