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來家，燕子是既高興，同時又羞澀，雖然已經結婚了，但這股勁兒還是消不下去。
坐下後，韓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總理麵前，道：“先生，您看看這個。”
文稿的標題是《上海會戰之檢討及未來戰局之看法》，總理拿起文稿，翻開，一行一行，仔細看了起來。
開篇，韓立洪就提出了上海會戰必要姓的問題。
之所以有上海會戰，起因當然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高層的疏忽，但韓立洪沒有在這方麵著墨，隻是一筆帶過，他著重講的是上海會戰本身的必要姓的問題。
上一世，國民黨為了開脫曆史責任，抗戰勝利後，借陳誠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指出了上海會戰我方獲得的幾大好處。
第一，長江下遊的工廠物資得以撤退。
第二，國際上對我之印象為之一新，也使我國在外交和政治上獲得了極大的成效。
第三，打亂了曰軍的作戰構想，強迫曰軍將主力轉到湖沼山地間與我作戰，使敵人處於不利的地形之中，從而使我軍處於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華北的我軍處於有利的形勢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軍有充分的準備抗擊進犯的曰軍，使山西的曰軍始終不能西越黃河，而這一點，是我方戰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這部抗戰總結中，陳誠說了上海會戰的四大好處，但他一句沒提“四大好處”是怎麼取得的，他忘了上海會戰中傷亡的四十萬將士。
而且，就是這所謂的“四大好處”，即便是真實的，麵對四十萬將士的傷亡也是極其不值得的，何況，這“四大好處”沒有一樣經得起推敲。
第一條，長江下遊的工廠物資得以撤走。
其實，為防止戰爭爆發後兵工廠被敵轟炸、破壞或淪於敵手，國民政斧已在兩年前就開始將東部沿海的兵工廠西遷或歸並他廠。
至於其他的工礦企業，一來上海本就不多，二來當時黃浦江和浦東沿海一帶布滿了曰本軍艦，因此，上海的工業和物資基本撤不出來。
長江下遊的蘇州、無錫、常州和南京幾個城市中，無非是一些紡織工業和輕工業，僅僅為了撤出這些少量的輕工業和某些軍用物資而犧牲幾十萬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條，國際上對我方的印象為之一新，並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麵取得了成效。
這一點，倒是說對了，淞滬之戰，使歐美各國對我國的抗曰決心和部隊的戰鬥力評價很高，但是，僅僅為了博得英美等國的稱讚就不惜扔掉我幾十萬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隻有偉大的蔣委員長以及一些小小蔣委員長們認為值得。
至於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說對了，淞滬戰役之後，全國各黨派、各勢力、各階層民眾看到了蔣介石政斧是真心要抗戰的，因此，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曰本帝國主義。可是，僅僅為了這一點，就必須付出我幾十萬官兵的生命嗎？用別的方式，或用較小的代價就不能喚起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勢力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曰本帝國主義的熱情和決心嗎？
第三條，打亂了曰軍的作戰計劃，迫使曰軍將主力轉到華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曰軍處於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軍處於有利的地形之中。
這種寡廉鮮恥的話也隻有以蔣委員長為代表的精英們能說的出來。
第四條，使我軍在山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抗擊曰軍，使曰軍不能西越黃河一步，乃是我方戰略上最大的成功。
這一條，其寡廉鮮恥的程度不遜於第三條。
綜上所述，淞滬會戰隻給我國的抗戰帶來了一個好處和成效，這就是陳誠所說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顯而易見，要達成這種政治成效，是絕不需要四十萬奮勇將士做出此種慘烈的犧牲。
韓立洪寫這個開篇時是帶著氣寫的，他氣的不是蔣委員長，也不是陳誠，而是某些磚家叫獸。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學某曆史係教授出版了一本《蔣介石傳》，其論調完全是抄襲五六十年前小委員長陳誠的原創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恥。
在文稿中，韓立洪明確提出了我軍應主動撤出上海戰場，並棄守南京，同時，徹底毀掉滬寧鐵路和津浦鐵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後在武漢和徐州組織大會戰。
在上海，曰軍補給方便，沒有後勤壓力，但戰線一旦拉長，拉到徐州或者武漢，那曰本就將麵臨極大的後勤補給壓力。
如果曰軍進軍武漢，補給線隻能走長江航道，而國民政斧是完全有能力截斷長江航運的。
如果曰軍南下徐州，戰場將無限廣闊，那我軍就可以運動戰襲擾攻擊曰軍的補給線，必將給曰軍以極大的牽製，分散曰軍相當一部分兵力。
在這一部分，韓立洪著重提出了棄守南京的問題，他指出，如果統帥部通過了守衛南京的決定，那一旦造成嚴重後果，誰做的決定誰就必須要負起責任，而做出這種愚蠢之極的決定的，不論是個人，還是黨派，都將失去領導國家起碼的資格。
接下來，韓立洪又具體分析了上海會戰中存在的問題，他主要提出了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