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馮唐還不大熟的時候有一次問他：“你覺得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還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還是個觀察和講述之人。”在我準備寫自傳的時候，這是一個在心頭縈繞不去的問題——總覺得隻有人生有故事的主人公才應當寫自傳，如果人生沒啥故事，隻是寫故事的，就不應當寫自傳。按照這個標準，隻有曆史人物才可以寫自傳，曆史上沒有一筆的就不該寫。
直到看到格裏耶的自傳，才覺得自己沒準兒也可以寫寫。他就是一位作家，這輩子做的事就是寫、拍電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個階段的感受，也沒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寫，我也就可以寫，或者說可以寫像他那樣的自傳——不是足以載入曆史的人生故事，而隻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爸爸媽媽都是後來被叫作“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1938年紅軍到達陝北後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識青年中的兩個。他們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也不算太大。隻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我才七歲，不大懂事，家裏也沒人對我講這件事，所以到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給爸爸平反後，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這件事在我那裏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波瀾不驚。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過一點問題，但是他們都很小心地掩飾過去了。所以直到我過了青春期，從來都沒聽到過什麼關於他們倆的壞話，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個“和諧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健康，大概同我生長的環境從來沒有過太大的精神創傷有關。這個生長環境給我帶來的唯一負麵影響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緒不容易激進，成功的動力不容易太大——因為從來沒有缺過什麼，也沒有過什麼大的挫折感，也就沒有太多強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時正當“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從小我學會的第一首兒歌就是“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由於父母一輩子搞新聞，政治嗅覺比較敏感，政治熱情比較充沛，所以給我起個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歲上小學之前，都叫這個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運動”中出了事，所以他剛認識我的時候，好一陣子不能習慣我的小名，他曾用難以掩飾的厭惡聲調抱怨過：“你的小名怎麼這麼難聽啊。”
1958年：娘娘廟的學前班
我開始記事似乎相當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媽媽要把我送到《人民日報》辦的一個幼兒園學前班去，我鬧著不去。我圍著院子裏的一個花壇在前麵跑，媽媽在後麵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媽媽後來是生氣了還是笑了，我都沒印象了。因為我沒有上過幼兒園，所以不想去上什麼學前班。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我還是去了。
那個學前班在一個有個怪名字的胡同裏，叫娘娘廟。是住宿的，每禮拜一送去，禮拜六回家。遙遠的記憶中還有我們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廟排隊上廁所的樣子。我之所以對上廁所印象深，是因為老師不允許我們起夜，所以每個小朋友臨睡覺上廁所時都蹲著不肯出來，想尿得幹淨些、再幹淨些，免得夜裏憋尿又不讓起床時難過。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點就是超乎尋常的靦腆，總是動不動就臉紅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難堪的記憶是在娘娘廟的時候，老師讓我當班長，每天早上要喊“起立”，這真是差點要了我的命。我記憶中，喊這個“起立”真是太難了，心跳得不行，怎麼使勁兒也喊不出來。我經過這樣的折磨，長大以後居然沒有得心髒病，真是一件僥幸的事。
記得那個幼兒園坐落在一個舊式的四合院建築裏，院子裏有九曲回廊。我們班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小男孩，好像叫×新華，他每天傍晚都會坐在廊子裏給我們講《三國》《水滸》裏麵的故事。我當時聽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覺得他特別了不起，怎麼會講那麼多大人的故事，還講得那麼聲情並茂，有板有眼。他有一個習慣性動作：每講一段，都會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講的故事我一個字也不記得了，可是他這個抹嘴的動作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1959年：北京第一實驗小學
我們那會兒入學考試好像很簡單。記得考了漢語拚音的第一個字母A。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A”，認得就行了。別的不記得還考了些什麼。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孩子，學習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可能這點有遺傳因素——我爸爸小時候上學從來都是第一名。他四歲死了父親，是伯伯養活他的。他們家是貧農，伯伯為了供他上學，竟然不讓自己的親生兒子上學。一個是因為爸爸的確念書念得好，是個念書的“材料”，一個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個農村的貧苦農民能有這樣的境界真是難能可貴。所以爸爸一進城就把伯伯從老家接了來，一直供養他到去世。長兄如父這句古話在我伯伯那裏完全是真事。爸爸對他尊崇備至，他是當之無愧的。
說是遺傳好還有證據，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們的小孩也個個都是出類拔萃之輩。大姐、二姐全上哈爾濱軍工；二姐參加中學生數學競賽，曾代表獲獎者講話，登了報紙；哥哥中學得金質獎章，那可必須是全五分的，有一個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兒14歲上清華，18歲考取美國杜克大學，小小年紀已經在霍普金斯大學當老師了；姐姐的兒子也是實驗中學的優秀生，學校要保送他上清華，他嫌專業不好，自己考上了清華計算機係。
我這輩子由於趕上“文化大革命”，沒有正規考過什麼試，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覺上似乎我智力的極限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從沒覺得什麼東西難得學不會過。我們小學由於是師範大學的附屬小學，所以有時會有實驗性質的來自北師大的測驗。有一次，全班參加一個算術測驗，跟平時上課測驗不一樣的是，這個卷子設計的題量特別大，是根本做不完的，隻是要求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時感覺不太好，因為沒有做完，這在我的考試史上還是第一次。過了些日子，我已經忘記了這次考試，可是突然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得到了來自師範大學的一根鉛筆的獎勵，說我是那次測驗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獲獎者。我的虛榮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大約在小學五年級，我們合唱團的孩子要參加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而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據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這對於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我小學畢業升中學的作文寫的是參加《東方紅》演出見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為什麼被《中國少年報》刊登了，後來又收入了什麼範文選裏。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還記得《中國少年報》那文章的結尾處畫了一個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讓人莫辨男女吧。結果有好多小朋友給我寫信來，有個小男孩寫信來說：“我想要一個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個嗎？”信我當然都沒回，隻是自己樂了半天。後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做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
1965年：北京師大女附中
我們的中學是北京當時收分最高的學校之一。我們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幾個是（語文、算術）雙百分錄取的。所以能上這個學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還記得初一發校徽的時候，拿著毛主席題寫（估計是因為他的女兒在這個學校，所以能求到題字吧）的校徽，心裏激動而驕傲，覺得在人生的賽事中，自己已經是跑在前麵的人了。
可惜好景不長，才上了一年學，“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學校亂了，課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聯，到北京的各大專院校、到全國各地去看大字報。
當時，由於我父親1936年曾被捕過，雖然據說是按黨的指示寫了悔過書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報說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紅衛兵，算是出身有問題的人了。我還記得，忽然有一天，當時家裏沒問題的一位女同學在黑板上寫了一句“自來紅們站起來”。我當時心裏很痛苦，很矛盾：該不該站起來呢？我還能算“自來紅”嗎？那時候，我正處於青春期，生活中又從來沒有受過什麼挫折，抱負遠大，春風得意，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別地迷茫、焦慮，不知所措。
我記得那時頭腦昏亂，情緒激動。一日，我買了一張紙，在上麵寫上了毛主席語錄，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資修”的東西，因為家裏有好多外國音樂唱片和，我要批判它們，跟它們劃清界限。那語錄是用白粉筆寫在一張塗塑的長方形黑紙上的，貼在爸爸的書房裏顯得醜陋不堪。爸爸當時的表情很不以為然，沒過幾天就把那語錄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裏突然來了一幫人民日報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給彭德懷陪鬥，因為爸爸曾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跟彭德懷在1959年犯的是一樣的事。我記得，當時爸爸還沒起床，慌忙起來穿衣服，我在隔壁聽到那些造反派粗聲大嗓地嗬斥爸爸，就忍不住衝進去衝他們喊了一句：“你們態度好點行不行！”當時我心跳劇烈，熱淚盈眶，十分激動。爸爸沒說話，造反派也沒說話，大概是對我的激烈態度有些意外吧。後來爸爸就跟他們走了。
我知道，比起很多家裏出了大變故、受了大磨難的孩子，我的這點遭遇簡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對於我的生活、我後來的道路並非全無意義。它使我懂得了苦難的意義，懂得了社會不公正的意義，使我不再輕信宣傳的一切，使我對有同樣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這些14歲的孩子來說最主要的意義就是中斷了學業。我們坐著不要錢的火車到全國各地去串聯。記得我第一站去的是青島。在火車的硬臥車廂裏，每個鋪位都至少坐了三四個孩子，有人睡在行李架上，有人睡在硬座車的座位下麵，還有人坐在車窗前的小桌上，把腿吊在車窗外麵——因為裏麵實在太擠了，再也放不下那兩條腿了。坐了一夜，青島到了，我的腿都吊腫了。
後來我們輾轉到了武漢。雖然我有一個舅舅在武漢，但是我找不到他。身上帶的錢花完了，我居然想到可以讓家裏電彙。不知道家裏的號碼，我靈機一動，居然想到找張《人民日報》去查，《人民日報》是有電報代號的，就把那個號碼一填，後麵寫上媽媽的名字，事情居然就辦成了。媽媽的錢彙來了，我們又接著上路。
那個時候，我們隻是到各地的大專院校去看大字報，有時想到名勝古跡去玩，又會自己約束自己道：“我們這是鬧革命來了，不是遊玩來了。”即使實在忍不住，去大海邊上玩，還要假模假式地帶上幾張傳單，自欺欺人地說：“咱們到海邊看傳單去。”
由於那時候經常在街頭發傳單、搶傳單，以致在那段時間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樹上掉下樹葉都會條件反射似的伸手去搶，以為是傳單。
印象最深的是杭州的冰棍兒，不但種類比北京多——北京那時候隻有奶油、小豆和紅果三種冰棍——而且樣子也怪。還記得有一種小豆冰棍兒，在冰棍兒底部有好多沒有磨碎的小豆，真是又好吃又好玩，美不勝收。
1969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從1969年開始，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狂潮。我一開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隊，後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人來招兵，我去申請時怕人嫌我家裏有問題不要我，竟然寫了血書去申請。那是我一生中頭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寫血書。我的申請終於被批準了——看來家裏問題還沒有大到不讓我去“屯墾戍邊”的程度。
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我人生的第一課。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歲到19歲。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家庭。生活的艱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個經驗。
那時我所在的地方是個農區。我們幹得很苦，帶著年輕人的全部理想主義和狂熱。殘酷的現實把我們的理想主義打得粉碎——當地由於盡是鹽堿地，有灌無排，畝產隻有70斤，而種子每畝就要用掉30斤，造成我們當中許多人得了終身疾病（一個15歲的女孩因為挑擔子壓得骨裂），所挖出來的水渠，經幾場風沙就被填平……上帝懲罰西西弗斯，讓他把大石推上山崗，然後滾下山腳，重新再推。我們在那些拚死的勞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覺。在一個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島上，犯人們每天被迫從島的這邊挑起一擔水經過汗流浹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島的另一邊，或者是把一堆木頭從島的這邊搬到那邊，再費盡千辛萬苦搬回來，如此反複，以至無窮。心理學家認為，毫無意義的勞作對人的心理的折磨遠勝過有意義、有結果的勞作，它能把人徹底逼瘋。而我們的最美好的年華就浪費在這種毫無意義的勞作上。回想起來，這種日常的平庸而無意義的勞作對於我們正值青春的花樣年華的虛耗，對於人的心靈的戕害程度，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那個地方，我還因為和一些人交好，給領導提意見，被作為反派人物批判，並且因為父母的問題和這些事入不了共青團。我早在師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時候就寫過入團申請書，當時被老師當作政治上積極上進的表現，把我的申請書（上麵當然是充滿了各種理想主義的話語，當然提到了劉胡蘭——她15歲就已經為革命犧牲了，我已經13歲了，等等）當作範文給班上的同學傳看。我那時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隊大隊委員），我從小一直是拔尖兒人物，現在居然在周圍人都入了團的時候屢試不中，這種遭遇對於人年幼時的理想主義具有致命的殺傷力。因為在這個受痛苦折磨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醜惡，這同我過去在文學作品中看到過的醜惡大不一樣，它是活生生的醜惡，伴有種種難以想象的醜惡細節，令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由於這種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當時的我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我們連總共有二三百人，發了癔症的就有十幾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邊景色的荒涼，也有生活方式的壓抑。跟他們比，我的狀況算不錯的），每次寫家信，都有對自己的長篇批判。記憶中信裏有過這樣的字句：“你們在公園裏培養出來的小女兒在現實中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啊……”多年之後（我早已離開兵團）才聽說，當年我的每次來信都會在媽媽的同事中引起一陣騷動。媽媽會告訴她們，女兒來信了。可見當時家裏人已經擔憂、焦慮到何種程度。她們一定是怕我熬不過去，得神經病。
所以，當我三年後從內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見到過去的家園時，就有了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還記得我回到北京後，與中學時的舊友相聚。聊了一陣，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說：“哎呀，我要走了，我還沒寫完小組總結呢！”我馬上開始發愣，覺得聽到的好像是上輩子的事，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輩子中的一個人、一個記憶。它顯得那麼不真實，或者說有一種重回娘胎的感覺。那時的我，感覺上已像是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雖然當時我才剛滿20歲。一切的天真爛漫已經離我遠去，我受不了它，無論見到以什麼形式出現的天真爛漫，都會使我不知所措，甚至會引起一種輕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歲的時候，還會反複做一個噩夢，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團，可見這段經曆對我而言是多麼不堪回首。
我記得，在我剛從內蒙古回到北京時，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麼，並且為失落的東西而隱隱發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東西被毀掉了，喪失了。這種感覺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種後悔的感覺。這是一種離開童年進入成年的感覺。雖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現實中強橫的假惡醜掩埋了，驅散了，但是我並不後悔，心裏反而覺得比以前更踏實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從這段磨難以後，沒有什麼樣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沒有什麼樣的苦難我不能承受，沒有什麼人能使我再輕易地相信什麼。
我們那一代人都喜歡小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我們就會幹淨得不能再幹淨了。有贖罪情結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總是準備受這樣痛苦的洗禮，中國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50年代也經過楊絳先生所說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羅斯知識分子那樣的悲壯，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尷尬。我們當時雖然根本算不上知識分子，連知識青年的稱號對於我們當時的那點學曆來說都相當勉強，但是，我們的這段生活經曆並非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痛苦的現實生活的煎熬使我們在20歲時就成熟起來，而現在的孩子在這個歲數還在大學過著無憂無慮、對生活充滿憧憬的學習生活呢。
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這是從我們的肌膚血肉上得到的經驗啊！從此以後，我們偏愛從自己血肉上得來的真理，我們不再輕信任何人。這是我人生的第一課，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1972年：讀書
從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回來之後，報不上北京戶口，我有整整半年的待業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國文學名著。家裏有收藏，報社父母的幾位老同事家也有收藏。我當時看書的饑渴感覺和瘋狂勁頭隻有一個成語能確切表達，那就是“飲鴆止渴”，就是毒藥，也要把它喝下去。因為在那個年齡，在文化沙漠和物質的實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實在是饑渴到了極點，根本顧不上喝下去的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看到托爾斯泰對兒子看書的一個指導思想，他不主張孩子在太年幼的時候看好書，因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許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閱讀的印象是不可複得的。換言之，如果在缺乏理解力的年齡第一次閱讀了某書，就可能把這個寶貴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後再讀，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讀到好書時的快感卻不可失而複得。我對照了一下托爾斯泰的想法，我讀這些世界名著的年齡剛剛合適：20歲，有了一點理解力，年齡也沒有大到感受不到激情的時候。我心裏暗自慶幸。
讀書的結果確實是終身受益無窮的：在世界的文學寶庫中的這次漫遊使我獲得了基本的審美鑒賞力，獲得了脫離周圍愚昧環境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我當時的感覺是，我從此似乎得到了一張特殊的入場券，拿著這張入場券，我將能夠開啟一道神秘的大門，大門洞開之後，我會看到滿眼的珍寶，而其中最寶貴的一件珍寶就是幸福的人生。
印象最深的幾本書，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濃墨重彩地描畫了一幅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在“地上的戰爭”之外的“天上的戰爭”，前者是殘酷的階級鬥爭，後者是人心靈中善與惡的鬥爭。一位正在被追捕的貴族保守黨重要成員，恰好遇到因城堡著火而等待救助的素不相識的女人和兒童，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脫追捕，如果救人就會被捕和被判死刑，在這生死抉擇的關頭，他毅然選擇了救人和從容赴死。這本書對心靈的震撼真是無與倫比，記得我讀這本書時淚流滿麵，這個場景被刻入心靈深處，終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