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巴塔耶說出“對於人來說，最重要的行動就是文學創作”這句話時，就把我逼上了絕路：要麼我不是人，要麼我是個死人，無法行動。既然我是人，又是一個還能行動的活生生的人，我怎麼能不寫？我沒的選擇。
最近讀到一個叫劉亮程的人寫的，全是最地道的農村的事情，狗啦、牛啦、豬啦、老農民啦。我一開始以為他是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右派，曾被發到農村去，天蒼蒼，野茫茫，心中無限感慨，所以想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後來聽說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裏娃，不禁肅然起敬。他最符合過去為作者設的一個標準：要體驗生活。其實他根本不用體驗，在村裏扛把鐵鍁挖地，那就是他的生活。體驗生活是知識分子、作家的事，因為按照某種教條，知識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才需要去別處體驗生活。
這種說法跟巴塔耶的說法可真是南轅北轍。按照巴塔耶的邏輯，寫作才是生活，做一般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倒不算生活，至少不算重要的生活。不但知識分子的生活不算生活，老農民的生活也不算生活，隻有寫的生活才是生活。這個說法我喜歡，那現在全世界總共也就那麼幾萬人在生活，其他人都不過是行屍走肉而已。這也是我不得不寫的一個原因，我可不願意被巴塔耶打成行屍走肉。
二
遺憾的是，我的生活實在乏善可陳，沒有冒險，沒有犧牲，沒有嚴刑拷打，沒有英勇不屈。比起父母一代，我的生活實在不值得一寫。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閨中密友對我說：“我媽媽受過刑呢。”我馬上開始忌妒她，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雖然也是在20歲的時候就去了延安，但是他們一直在正麵戰場，跟大部隊，從來沒有去過敵後，所以也就沒有機會被捕受刑。
媽媽那天跟我說，她也差一點被派到敵後做地下工作，如果那樣，她的一生就會遠比現在驚險，而且沒準兒這個世界就不會有我了——因為她可能在1938至1949年間被捕、犧牲，而我是1952年出生的。
媽媽和她的一幫朋友去聚會了，緬懷他們的一個朋友，叫張露萍。他們曾經在一起受訓，因為張露萍是四川人，在重慶有親戚，所以被派往重慶做地工，後來果然被捕、犧牲。而我媽媽如果不是河南人，完全有可能被選中，那犧牲的就不是張阿姨，而是我媽媽了。
那天我們去參觀貴州深山裏的息烽集中營，我見到張露萍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展館裏，心裏一激靈，馬上仔細去看，看到她住過的牢房，看到她英勇就義處，不禁暗暗心驚。在裏麵左彎右繞，走到一個高樹森森的院落，迎麵是一麵爬滿青藤的峭壁，有一條石頭台階蜿蜒伸向地下一個石頭山洞，裏麵是各種刑具。導遊說，這就是當年革命者受刑的地方。有一種殘酷的刑罰是用紗布裹在受刑者血跡斑斑的身體上，審問時，往下撕扯紗布，人馬上就變成血葫蘆了，有時審訊完，人已奄奄一息。我沒敢多看，趕緊走掉了。
我有時會暗自思量，如果我受刑，會不會叛變。我不願意往下想，因為我不知道答案，也許會，也許不會，多半會。於是，我開始進一步思量，如果生在媽媽的年代，我會不會選擇參加革命，也許會，也許不會，多半不會，因為我遠沒有媽媽他們那代人那麼理想主義、浪漫主義。雖然我也向往浪漫主義，但是僅限於談戀愛，對於改造社會，我的現實主義多於浪漫主義。
三
東東（我那閨中密友）對我說：“我一直渴望為某件事獻身，可是找不到這件值得為它獻身的事情。”這話可真是經典，說出了我們這代人的心聲。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繼承革命先輩的事業，為偉大的中國革命獻身。我們有滿腔熱血無處揮灑。更讓人氣悶的是，青春期沒趕上正牌的革命，趕上的是一個荒誕不經的“文化革命”。最天真的人在這場革命中揮灑了他們的青春、熱血，卻帶著心靈的創傷匆匆走完一生的長途，不知所終。剩下的，像我這樣比較狡猾的，早早回到自己的平淡生活中，混吃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