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41大屠殺的局麵已經失控到如此程度，繼續允許旁聽看來是無法完成的任務。法官最後允許記者旁聽，普通群眾一概不能進入法院。公開廣播的途徑還在繼續，在幾處大喇叭附近，人山人海的聚集了數萬名群眾。
中國的彈詞、書、戲曲裏麵從來不缺乏關於審判的內容，不過那些大眾喜聞樂見的玩意並非宣傳公正的審判，而是宣傳特權以及個人傳奇。人民黨審判馮國璋蔡元培，是浙江百姓第一次見識到什麼叫做法律，什麼叫做審判。甚至沒有聽完公訴內容，所有人都已經知道馮國璋與蔡元培他們死定了。殺了這麼多人，又被人民黨抓到，哪裏有不死的理由。
這審判更是向江浙百姓傳遞著一個信息，原來身份高的人殺戮百姓也是要賠命的。至少在人民黨的治下，殺戮百姓的行為需要用那些“大人們”的腦袋作為償還。雖然不知道為什麼高興，大部分聽到審判的百姓都感到一種揚眉吐氣。有人在高聲話，表明自己的立場或者先見之明。更多的百姓則是靜靜站在那裏，支愣著耳朵傾聽法庭裏麵到底發生了什麼。
法庭裏麵的情況並沒有外麵那麼凝重，馮國璋、王子鳴等人都是官場出來的，按照他們的經驗，被敵人抓住已經就是必死的理由，是不是曾經殺戮人民反倒是末節。滿清與北洋的官場上，判刑的理由隻是給處決找到合理的借口，敵對勢力在確保能夠弄死對方的狀態下，喝口涼水都是可以判敵人死罪的理由。當下的唯一辦法就是盡可能表示自己本人對人民黨毫無敵意。局麵已經如此惡劣，這辦法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不過什麼都不幹已經確定必死無疑的時候，無論做什麼都不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糕。這些人無一例外的都把責任推倒了蔡元培頭上。
蔡元培沒有憤怒，麵對所有人都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蔡元培反倒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可理解。他從來都沒有看得起北洋的這幫人，卑劣膽怯的行為完全符合蔡元培對北洋的判斷。等馮國璋等人盡情表演一番之後，蔡元培這才開口了，“人民黨自稱革命，然後大肆殺戮反革命。就我所知，死在你們手裏的人有幾十萬上百萬。我作為浙江議會議長，光複會的會長，怎麼處理光複會的事情是我份內的事情。既然我落到諸位手中自然沒什麼好，你們想怎麼殺我就可以怎麼殺我。隻是我有個疑問，諸位到底是憑借什麼道理來殺我的。”
這話即便不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也算是坦坦蕩蕩。法官早就與同事們商談過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反應。在革命上的分歧並不是蔡元培的罪行，能擊潰蔡元培的心理防線，讓蔡元培承認自己是一個反革命，這的確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而駁倒蔡元培與審判蔡元培之間其實一絲關係都沒有。前者針對的是個人想法，後者針對的則是實際行動。個人想法並非是把蔡元培抓到法庭上的理由。更不是需要在法庭上要討論的理由。若是在法庭上討論起思想問題，那就隻能用“不務正業”來形容。
法官問道：“蔡元培，你認為公訴人對你所作所為的指控不正確麼？如果你認為你沒有幹這些事情，你有權力進行質疑與反駁。”
蔡元培滿腹的想法本來如滔滔江河，要用語言的方式噴湧而出，可法官一提“幹過什麼”，他立刻就語塞了。想過什麼，過什麼，這是公公有理婆婆有理的事情，蔡元培有自信與任何人據理力爭。但是幹過什麼的話，除非是拒不承認，或者指望別人沒有發現，否則事情肯定無法抹滅。
見蔡元培不再吭聲，法官繼續開始庭審進程。
範愛農幹過教育工作，跟著浙西分部投奔人民黨後，他對人民黨態度十分積極，現在已經脫離光複會。作為人民黨的預備黨員，作為浙江教育局代理局長，也作為大屠殺的見證者之一，範愛農出現在證人席位上。
武家嶺大屠殺無罪的目擊者不多，範愛農就是其中之一。蔡元培看到範愛農出現在自己麵前的時候，眉毛微微一抖。範愛農並沒有太注意馮國璋等人，他的視線也落在蔡元培臉上。他們兩個人都曾經很欣賞對方，現在卻作為勢不兩立的對手出現在法庭上。兩人心情都不太平靜。沒等蔡元培看清楚範愛農的表情，就看到範愛農把頭別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