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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篇序言，要從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篇序言談起。
為一本書作序，常規的做法不外是發掘一下這本書的優點，尤其當這本書的作者和你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圈子裏的人，不過分吹捧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但凡事總有例外，在光緒二十年，當郭慶藩把自己辛苦編纂而成的《莊子集釋》委托王先謙作序的時候，後者卻令人驚訝地沒有給出一句好評。當然，王先謙的牢騷主要發在莊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對郭慶藩有什麼意見——如果有的話，也隻是暗示他說：“對《莊子》這種書沒必要下太大的功夫。”
說起這兩人的關係，王先謙比郭慶藩大兩歲，卻和郭慶藩的伯父，即洋務運動的名人郭嵩燾是學問上的忘年之交，彼此常為對方的著述作序，字裏行間從不吝惜最熱情洋溢的褒獎和推崇。從這層關係來看，郭慶藩反而像是王先謙的晚輩，不過後者按說也不該擺出倚老賣老的派頭，因為郭慶藩的這部書裏沒少引用“家世父”的話，那可都是郭嵩燾的真知灼見，王先謙好歹也該給個麵子。
更何況，當時的郭慶藩也並非其伯父羽翼之下的無名小輩。他已經曆任地方要員，官聲赫赫，學問也很拿得出手，是研究文字學的一代名宿。當然，要是論起學問來，王先謙的造詣和聲望都遠在郭慶藩之上，他以經學知名當世，是大清帝國的一麵思想文化的大旗。就在收到郭慶藩書稿的時候，王先謙剛剛就任湖南嶽麓書院的山長，這是一個無論官、學兩途都很令人尊敬的職位。如此看來，這兩位學者型官僚似乎更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才是。
郭慶藩看來倒是這麼想的，但誰都沒想到王先謙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
時至今日，郭慶藩這部《莊子集釋》經過王孝魚先生的點校，被中華書局收錄進了“新編諸子集成”係列，成為我們研究《莊子》的首部必讀書，王先謙的那篇序言赫然就出現在全書最醒目的位置上。
這篇序言很奇怪地忽略了本來最不該忽略的學術問題，從一落筆就是感時傷世的調子，甚至悠悠然有幾分催人淚下的力量：
“郭君子瀞（郭慶藩字子瀞）撰成《莊子集釋》，拿給我看，而這一年恰恰發生了東夷之亂，我不由得深深歎息：莊子當年也是有一肚子的不得已吧，他生逢亂世，不知道該拿這世界怎麼辦才好，於是精神彷徨於寥廓，辨析小大之無垠，窮究天地之終始，驚懼之下才寫下了這些文字。
“鄒衍曾說：‘儒者所謂的中國，隻不過是廣袤天下之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罷了。赤縣神州之外自有九州，都被海水環繞，外麵更有大瀛海環繞著它們全部。’[1]惠施也說：‘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這是一個頗為吊詭的說法，因為以傳統的地理觀念視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莊子讚許這種說法，自己也說倏與忽鑿死了混沌，簡直就像預見了今天的世界局勢呀。這樣看來，莊子真是一位異人。
“莊子講過，子貢提出汲水用桔槔最有效率，卻遭到了漢陰丈人嘲笑（漢陰丈人認為使用機械雖然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卻會使人產生機心，所以不取之，即‘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我們今天的機械、機事超出桔槔何止萬倍，莊子見了又會怎麼辦呢？莊子還講過蝸牛的兩隻犄角上分別有蠻氏之國和觸氏之國，兩國為了爭奪地盤而打仗，烽火連綿，伏屍數萬。而今天的世界上，到處都是蠻氏之國和觸氏之國，莊子又能怎麼辦呢？
“所以說，就算黃帝君臨天下的時候，也有蚩尤作亂；就算堯帝為君的時候，也有叢枝、宗、膾、胥敖作亂（這也是《莊子》之典）。黃帝和堯帝皆非好事之徒，但國還是要伐，兵還是要用，顯然不可能真的以虛靜之道治理天下。莊子想以虛靜之道拯救亂世之患，卻根本做不到，也就隻好獨立於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罷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於天下呢？
“但《莊子》這部書在後世確實大大地流行過。晉人從《莊子》發展出轟轟烈烈的玄學，但這於應對北方胡羯勢力迫在眉睫的威脅一點用處都沒有；唐代把本屬子書的《莊子》尊為經書，經書本該有經世治國之用，但它對安史之亂可有絲毫正麵的貢獻嗎？要說這部書的價值嗎，也就是幫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幫小人物們看淡一些利益之爭罷了。
“但《莊子》這書文采奇絕，所以才使郭君愛玩不已，於是編撰了這部《莊子集釋》，費了許多的筆墨。假如莊子本人看到這部書，一定會說‘這都是我的糟粕’吧。盡管如此，若沒有了這些糟粕，又怎能讓我們欣賞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這部書當屬副墨之子，讀者們則要算是洛誦之孫了。（‘副墨之子’和‘洛誦之孫’是《莊子·內篇·大宗師》裏邊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誦指誦讀，大意是說‘道’的傳授經過了很多個層次的信息減損，最後有人吟詠誦讀之，又有人把吟詠誦讀的內容筆之於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離真正的那個‘道’已經很遠很遠了。王先謙這裏部分地隻從字麵意義來使用這兩個比喻之辭，《莊子》原文裏的洛誦之孫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王先謙就這樣感時傷世了一番，把莊子狠狠地譏諷了一通，把郭慶藩這部新書的價值溫和地貶低了一下，然後全文結束，落款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隻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讀者就能夠從這個落款當中一下子看到問題，不錯，“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這就是甲午戰爭發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王先謙序言開頭所謂的“東夷之亂”，說的就是日本發動的一連串的戰爭。覺察了這個特定的時代背景，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謙為什麼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緒二十年的幾乎所有的傳統知識分子看來，這世界確實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劇變，就連兩千年來綿延傳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觀都要為之動搖了。人心自然會敏感起來，甚至過度地敏感起來，若非如此的話，任何一個思慮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難從鄒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裏聯想到一幅真實的世界地圖，更不可能從倏與忽為混沌開鑿七竅的那個著名的寓言裏聯想到大清帝國正在列強的覬覦之下飽經憂患。
倏與忽的故事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是說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常到混沌的地盤做客，混沌待他們很好，於是倏與忽很想報答混沌，商量道：“每個人都有七竅，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獨混沌沒有七竅，我們幫他把七竅鑿出來吧。”商議已定，倏和忽很有計劃地每天為混沌開鑿出七竅中的一竅，誰知待七竅開鑿完畢，混沌卻也死了。
顯而易見，這則寓言原本是莊子為了闡釋虛靜恬淡、無為而治的道理而設計出來的，就連下愚之人也很難生出什麼歧見，[2]而王先謙一代學術宗師，卻偏偏從中看到了光緒年間的世界格局。
而正是在這樣動蕩的時局之下，王先謙幾乎無法讓自己再去關注那些圍繞著莊子的所謂學術問題，他的心思已經完全聚焦在實用價值之上了。雖然從學術角度上講，這是最要不得的態度，但事情正如釋迦牟尼那個著名的箭喻一樣：當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後，迫在眉睫的事情當然應該是保命，而不是去費心調查射箭之人的種族、身份、姓名、膚色以及他那張弓的各個部件的材質與製作方式。（《佛說箭喻經》）所以，在這篇序言當中，王先謙反複向莊子追問的一句話就是“怎麼辦”（原文是“使莊子見之，奈何”，“而莊子奈何”）。
尤其在儒家傳統裏，學術的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學問都是沒有價值的學問。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學也要講求實用，更何況偌大的一個帝國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千瘡百孔的時候。王先謙毫不客氣地把一個個政治難題丟給莊子，毫不客氣地逼問他“你說該怎麼辦”，然後擺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勢：你看看，你還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嗎！——但王先謙唯獨忘了問問自己：你們治儒家“十三經”的難道就知道該怎麼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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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幾分反諷的是，在郭慶藩的新書問世之後，時移世易，同一家書局，即長沙思賢書局又刊印了一部《莊子集解》，書名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隻有一字之差，內容也和郭書屬於同一個類型，隻是篇幅略微單薄一些。
思賢書局的出版物向來以校刊精良著稱，是日後的藏書家們最愛搜集的版本之一。思賢書局的名字取自旁邊的思賢講社——早在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因為受人構陷，告病回鄉，在長沙曾國藩祠堂的西側創立講社，題額“思賢”，及至光緒十六年（1890），即甲午戰爭的四年之前，郭嵩燾延請王先謙主持講社，後者便在講社旁邊創辦了思賢書局。很快地，在學術泰鬥兼資深出版人王先謙的主持下，思賢書局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幾大官營書局之一。
了解過這個背景，我們就會知道這部《莊子集解》就是王先謙的書局出版的，事情還不僅如此，看看書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謙本人。我們不由得要問：他這是怎麼了？
這樣一部書，想來王先謙自己既不可能去寫，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統管的書局去出。單從後者的角度來講，王先謙搞書局並不是市場導向型的，他有一個很宏偉的誌向，就是把曆朝的聖諭聖訓、典章製度、禦製詩文廣為刊發，也好扭轉這早已經敗壞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這樣說來，《莊子》的相關著述顯然不符合這個比大清政府還要主旋律的經營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謙是怎麼想的。那麼，我們翻翻《莊子集解》的序言也許能找到什麼線索吧。
王先謙這部書（很明智地）沒有委托別人作序，而是寫了一篇自序，情緒和態度與從前已是大不相同，其大意是說：
“古時候的那些著書之人難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隱居不成，我看莊子雖然就是這麼做的，雖然他的確不把富貴放在心上，但畢竟也會出門借米，也會上朝謁見國君，看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救世之心的。傳言莊子會取代惠施的相位，於是惠施在國中連續三日大索莊子，這兩位畢竟是同聲相應的老朋友啊。惠施之所以會是這個態度，想來莊子並不是一個像他自詡的那樣完全回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況莊子自己也說過：‘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出來做事；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保命全生。’又說他自己要‘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也就是有用和無用之間，既非有用，也非無用）。莊子所謂的不材，是要讓自己做一個沒用的人來保全性命；所謂的材，是用文字來彰顯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說過：‘漂亮的話不可靠，可靠的話不漂亮。’莊子的文章就屬於漂亮的，而且連他自己都說自己的話不可靠。所以他才一會兒說馬鞭子的出現標誌著人類文明的罪惡，一會兒自己卻拿著馬鞭子敲打骷髏；一方麵追慕上古那個沒有文字的社會，一方麵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論以修心，這哪裏是要為後世立言的態度呢，隻不過是憤世嫉俗罷了。莊子刺暴主，憤濁世，批評仁義，齊同是非，這是因為在那個殘暴與虛偽叢生的世界裏，仁義隻是強盜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誌已傷，所以言辭才會過激。如果讓他生在好時候的話，他一定會好好出來做事的。但遺憾的是，後世的讀書人追慕莊子的言論卻不考慮這些特定的背景。這不是莊子的錯，而是那些後人的錯。
“我治《莊子》也算有些年頭了，體會全書的要領，無非是‘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罷了。我曾以這句話作為養生的原則，這也的確對我有些益處。這樣說來，莊子也算是我的老師了。……”
以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王先謙，先前那些感時傷世的激憤突然沒了蹤影，眼下仿佛隻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樹下一張古舊的搖椅上，眯著眼睛向小輩們拉著家常。
其實，所謂“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儒家本身就有這種論調，不假外求，隻不過立意不同。《尚書正義·武成》引《帝王世紀》，說武王克商之後，殷商的人民看著周軍進城，期待著一睹新君風采。先看到了畢公，大家以為這就是新君，賢人商容說：“這個人嚴肅而有急色，不會是新君。”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為這該是新君了，商容又說：“這個人威風凜凜，是個帶兵的人，不是新君。”接下來周公出場，大家以為這總該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說：“看這個人的氣質，誌在除賊，應該是周之相國。”最後武王露麵，商容這才說道：“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看這個人氣質正是如此，應該就是我們的新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