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盲手裏的旅遊圖
佛經為什麼需要解讀？這問題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問題，但事實上，在很多人的眼裏它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會遇到的最常見的說法就是，“佛經是要去‘行’的”。這裏的“行”自然是實踐的意思，這本沒錯，但是，用實踐來否定理解，這就錯了。
不僅是在佛教領域，似乎隻要在信仰的領域，這個問題就總會出現。即便當初我分析“《春秋》三傳”的時候，也有人說過“‘《春秋》三傳’不是用來讀的，而是用來行的”。
雖然經典們互相之間的矛盾百出，很難讓人搞明白到底該聽誰的話，到底該怎麼去“行”，但我可從來不曾否認過“行”的重要性，況且，佛教的一些宗派（譬如禪宗）本來就是強調實踐的——你如果去問一些古代禪師有關佛學的義理問題，他們往往是回答不清的，也不認為這種問題能夠用語言解釋清楚，他們不大會仔細描述你想去的目的地，卻會告訴你通往目的地的正確路線。這就像一個從沒去過上海的人問一個上海人：上海到底什麼樣？上海人雖然很清楚家鄉的樣子，但卻很難解釋清楚，於是，他會畫一張路線圖出來，告訴你怎麼去上海，等你到了以後可以自己去看。
禪師們的這種作風被後來一些故作高深的人搞得過於高深了。試想，張三問禪師：“極樂世界是什麼樣啊？”禪師沉默不語，隻是伸出一根手指。李四問：“聽說豬肉漲價了，怎麼辦呀？”禪師沉默不語，照舊伸出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包打天下，足以蒙住很多單純的外行——我寫的這篇東西，如果出成書，前後兩三百頁全是白紙，隻在中間某一頁上畫一根手指，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買。
事實上，許多佛經並不指導人們如何實踐，而是把力氣都花在講道理上，苦口婆心地論證世界為什麼是空幻不實的，人生為什麼是沒有意義的，解脫之道為什麼如此重要。即便就實踐一層的意思來說，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佛經（或其他什麼經典）就像是一張旅遊圖，指引我們上天堂或是別的什麼我們向往的地方，的確沒有什麼人會把旅遊圖當作教科書來深入研讀，在一般情況下也的確沒有這個必要，手裏拿著旅遊圖的時候我們是要抬腳去走的，但是，我們首先要能看得懂旅遊圖才能抬起我們的雙腳吧？而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旅遊圖往往並不是容易看懂的，我們需要知道坐標，知道比例尺，知道一些必要的符號，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識字。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我們還需要確定我們手裏的這張旅遊圖是正確的、正版的、最新版的，是經過一家信譽良好的出版社嚴格三審三校的產品——遺憾的是，要齊備這些條件往往並不容易。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文盲初到北京，拿著一張十年前出版的盜版旅遊圖，想從北京站走到頤和園，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同樣，我們拿著一部充滿著訛誤、增竄、脫漏的佛經，義無反顧地拔腳就走，我們到底會被指引到哪裏去呢？
佛教典籍浩如煙海，一個人就算窮盡三生三世也沒可能看得完，這些經典有許多是來自印度的，經過翻譯，難免會損失一些什麼。當翻譯問題積累過多的時候，認真的讀者就該撓頭了：“這些話怎麼都說不通呀？怎麼有這麼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呀？”當然，另一方麵，錯誤的翻譯也可以被闡釋出深刻的哲理，比如，觀世音菩薩的名號，觀世音為什麼叫觀世音。我見過好幾種解釋，一種比一種深刻，但精通梵、漢雙語的玄奘在西行之路上發現：這分明是對梵文的誤譯，正確的意譯應該是“觀自在菩薩”。
翻譯經典會出問題，本土經典一樣問題重重。現在我要講的這部《壇經》，版本眾多，其中有不同人的不同抄寫，也有不同時代人的不同篡改，錯別字自然更是少不了的。種種說法互有出入、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到好幾份北京旅遊圖，有的把頤和園畫在北城，有的把頤和園畫在南城，有的幹脆就沒有頤和園，你還會毫不猶豫、義無反顧地拔腳就走嗎？
經典大多都是這樣的，成書的過程和現代出版業截然不同。我們很容易拿現代生活的習慣來套古人，以為某位大師寫了一部書，給出版社投稿，經過三審三校，最後主編簽字，印刷出版。但古人既沒有這樣的出版流程，更少有著作權意識，成書過程往往是累積型的：學生抄了一些筆記，學生的學生整理這些筆記，不知又是哪一代的學生在這些筆記整理稿上刪刪改改，又不知什麼時候就突然成書了。這樣的書往往被冠上祖師爺的名號，但誰也說不清究竟有多少內容屬於祖師爺自己。再者，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筆記，不同的筆記又有不同的流傳，如果各自成書，當然內容不同。大家熟悉的《論語》就有著這樣的經曆，之所以我們現在隻看到“一部”《論語》，隻是因為其他版本的《論語》都失傳了而已。《老子》也是一樣，並不存在一位“老子”騎青牛西出函穀關，被關尹攔著，不得不寫下五千言的事情，即便在郭店竹簡本《老子》出土之前，《老子》文中被增刪、潤色的鐵證便已經被史家的火眼金睛給發現了。至於我們一般讀的通行本《老子》，是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所謂“道”為上篇、“德”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雲雲，這都是唐玄宗搞出來的，聖旨一下，古籍原貌盡失，再等時間一長，人們忘記了當初這個緣由，就以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老子親筆寫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這種張冠李戴的基礎上大談老子如何如何，這種事居然還很常見。大家可千萬別以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來始終不變的樣子。
經典往往如此，佛家更有甚之。和尚們普遍比儒家更缺乏學術態度和曆史精神，再加上神道設教的手法，便給後人擺出了一座空前巨大的迷魂陣。有時候我們簡直可以這樣形容：一切細節都是可疑的，隻有信仰是真實的。那麼，回到旅遊圖的那個比喻，我們拿著一份旅遊圖，想從北京站去頤和園，我們如果想把路走對，就不得不參照其他版本的北京旅遊圖，當然，還要學會認字，學會看坐標、比例尺和地圖符號。
走到目的地並不容易，不是拔腳就走、稀裏糊塗就能到的。佛陀可以說是第一個成功的探路者，當初他老人家為了探明這條路可真花了不少工夫，吃了不少苦頭，最後終於把路探明白了，也就成了佛了——佛的意思就是“覺悟的人”。佛教早期一直把佛陀當作一位“覺悟的人”、一位偉大導師來看待，佛陀變成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形象那是後來的事。
所以，我們要想達到佛陀給我們指出的那個目的地，就得認真學習他老人家留下來的地圖。
但如果你一定要窮追不舍地問：真把佛法搞通了是不是一定就能解脫生死輪回之苦？——這，就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2.不同根器的人如何從北京走到上海？
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地圖們看似互相出入、互相矛盾，其實並不矛盾，因為那是針對不同根器的人而分別設計的，至於最終結果，條條大路通羅馬。
這種說法現在很是流行，如果追溯源頭，至少《壇經》裏的慧能大師就這麼說過，而且，與禪宗同時代的唐代幾大宗派也有這樣的說法，這在唐朝看來是個公論，而唯一的問題是，每一派說的都不一樣。天台宗說當初佛陀說法一共分為五個時期，針對不同根器的人分別講授不同的經典，從一開始的《華嚴經》一直講到最高級的《法華經》，所以《法華經》才是佛的終極真理。不用問，天台宗主推的就是《法華經》。
可是，別的宗派也這麼看嗎？當然不是。比如華嚴宗，他們也把佛門經典分成五等，《華嚴經》是最高的一等，比任何宗派的任何經典都強。
就連唐僧的法相宗也未能免俗，他們把佛陀說法分為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是佛陀針對根器淺的人講方便法門，隻有第三階段講的自己這一派的內容才是核心奧義、終極真理。
是的，佛教越發展流派越多。就說中國佛教吧，我們比較熟悉的除了禪宗之外，還有密宗、淨土宗、唯識宗等，各有各的說法。大宗之下又有小派，比如，禪宗又分頓宗和漸宗，頓宗又分臨濟宗、曹洞宗等。唐朝的調和論我們已經見識過了，都是抬高自己、打擊別人，現在的調和論就溫和多了，大約是因為沒有多少人還真正在佛學理論的追求上像古人一樣較真了，他們常說的是，佛法隻有一個，但因為世人根器不同，所以佛法要因人施教。這就好像同樣為了讓學生們通過小學數學的全國統考，有的輔導班推行一天二十四小時的題海戰術，有的輔導班推行興趣教學法，有的則推行自學成才，如果你缺乏意誌力，那就選個管理嚴格的輔導班，如果你意誌力很強，那就努力去自學成才。貓有貓道，鼠有鼠道，總有一款適合你，而最後的統考則是一樣的。
我們也可以把所謂根器比作錢財，同樣是從北京到上海，有錢人可以坐自己的專機，走一條直線直達上海；錢少點的人可以坐火車先到天津，然後坐長途車到塘沽，再坐船走海路南下。如果我們把這兩條路線標在地圖上，會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不同。但是，不會有任何一份交通圖告訴你從北京到上海的正確路線是步行一直往北走。這就是說，從北京到上海，可以有無數條正確的路線，但並不是所有的路線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確實有無數條道路都可以讓不同根器的人修成正果，但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持調和論的人往往會犯這個錯誤，把“無數”等同於“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