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文提到過某本書當中的一個故事：“一個國王每天都在思考三個最最終極的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最重要？什麼事最重要？什麼時間做事最重要？”據說這是大學英語課本裏的故事，我想，即便真是這樣，應該也是用英語表達的一個當代中國的心靈雞湯的故事。因為在西方的文化傳統裏，人們是不可能把這一類問題當作“哲學問題”的，隻有在中國，以及在一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地方，人們才以為這真的就是哲學。
黑格爾說過一個非常得罪中國讀者的觀點：中國沒有哲學，有的隻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黑格爾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特別針對了儒家，中國人雖然很不高興，但中國人自己也常常說什麼“一部《論語》通篇都是教你做人的道理”之類的話，這豈不是在為黑格爾做證嗎？
其實症結在於大家對哲學的理解不同，西方人心目中的哲學是探討宇宙萬物的本質，物質第一性還是精神第一性，以及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度等等，中國人會說這些問題都是大而無當、言不及義。中國人心目中的哲學則是為人處世、權謀機變、治國平天下，西方人會覺得這是純然的世俗的學問，充滿了功利色彩，而哲學是應該超然物外、遠離功利的。所以，像國王的那三個問題，中國人以為是哲學問題，西方人卻絕不會這麼想。
2.
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源頭，先哲們早早為哲學訂立了一個標杆：哲學是貴族的學問，人們之所以探究哲學問題，純粹是因為吃飽了撐的，拿一些毫無實際用途的東西取悅自己的好奇心；一旦有了功利上的考慮，那就落了下乘，所研究的學問也就不能稱其為哲學了。
曾經有一位自矜家世的豪門貴婦向我抱怨，說中國當今富人雖多，貴族卻不見一個。她的言下之意是，隻有像她自己那樣的人才配得上貴族這個稱號。但是，她經營著一家公司，每天都要親自操持。雖然這公司就算垮了對她也不會有多大影響，但是，僅從經營公司這一點來說，她就已經不符合貴族的標準了。
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相當簡明扼要地講述過個中原委。如果你想了解貴族傳統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那麼這是一本不錯的讀物。桑巴特是馬克斯·韋伯的同時代人，比後者隻大一歲，他在這本書裏談及人們對何為貴族的觀念變遷時說：
這一觀念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商人的孩子在經曆一兩代之後，依靠父輩積攢的金錢所發揮的作用而成為紳士，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這在最初隻是對已經富裕起來的商人的兒子或孫子來說才是現實（在笛福眼裏，商人意味著批發商和零售商）。然而，僅靠財富在那時還不能成為紳士。笛福將商人——不管他們多麼富有，生活得多麼優越——與紳士——他們可能一貧如洗——做了十分清楚的區分。
商人隻要還在從事商業活動，那麼他就與同類人沒有什麼差別。隻有當他從商業活動中引退後，他們才能在一定的條件下與紳士建立聯係，甚至“開始做紳士”。
笛福也曾提到，許多紳士非常不情願接納新近發財的平頭百姓的子孫，更不用說吸收發財致富的第一代人了。（[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譯：《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8頁）
然而，顯貴階層的貴族特征表現為一個人被承認為貴族並不隻是因為其財富，而是要求具備完全非資產階級特征的品質。與實際的商業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培養家族傳統——這體現在貴族佩戴紋章這一不變的習俗中——是被上層社會接納的先決條件。（《奢侈與資本主義》，第18頁）
貴族最自我標榜的不是金錢，不是地位，而是閑暇，哪能親手去做經營性的事務呢，這實在太粗俗了。英國紳士為什麼走路要拿著一根無甚用處的手杖，那是為了標榜自己的手總是被這個無用的東西占著，可不是什麼幹活兒的手；貴婦人為什麼喜歡留長長的指甲，那是為了標榜自己是個不事生產的人。凡勃倫寫過一本《有閑階級論》，專門探討這個問題，正如書名所示，他特地標榜的是“有閑”，而不是有錢或有地位：
作為一位有閑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這種可敬的有閑，他要使旁觀者獲得印象的也就是這一部分。但他的有閑生活並不是全部在旁觀者的目睹下度過的，其間有一部分勢不能為公眾所看到，為了保持榮譽，對於這個不能為人所窺見的部分，就得有所顯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的確是有閑的。他應當想出些辦法來做到這一點，對於不為旁觀者所見的那部分有閑生活，他應當有所證明。這一點隻能間接地做到，辦法是把他從有閑中得來的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成績顯示出來，這就同他所雇用的工匠和仆役們的情形一樣，他們也是慣於把工作中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效果顯示出來的。
……
但是在更為狹窄的意義上的“有閑”與“侵占”不同，與對無實際用途的物體作表麵的生產性努力的情況也有所不同，通常它並不留下物質成果。因此，“有閑”的既有成就所表現的大多是“非物質”式的產物。舉例說，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就有這樣一些學術研究：古代語言和神秘學，合標準的文字拚法，文章構成法與詩歌韻律學，各種類型的家庭音樂與其他家庭藝術，關於服飾、家具與設備的時尚，關於各種競技與運動比賽，關於犬、競賽用馬之類不為實用而培養的動物，等等。當初進行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時自有它們的最初動機，有關的一些知識就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取得的，這類知識也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流傳開來的，這個動機跟要表明人們的時間同樣沒有花費在生產工作上這一願望也許全無關係，但是要曉得，除非這類研究成果經證實是可以用來作為不事生產地消耗時間這一點的適當證明的，否則就不會繼續存在，就不會保有作為有閑階級的慣有成就的地位。（[美]凡勃倫著，蔡受百譯：《有閑階級論：關於製度的經濟研究》，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6—38頁）
3.
如果一個人真是貨真價實的貴族，真的有大把的閑暇，甚至一輩子的所有時間都是可以供他揮霍的閑暇，那麼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我和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北京人說他會整天呼朋喚友侃大山，當然少不得啤酒和羊肉串；四川人說他會打一輩子麻將，再大的輸贏都無所謂，用這氣度嚇住牌友們；最有抱負的人無非是想要周遊世界（“海盜路飛”就是這麼做的，但這依然缺少智力因素），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去研究“古代語言和神秘學，合標準的文字拚法，文章構成法與詩歌韻律學……”
貴族當然可以靠閑聊和麻將度日，畢竟連抽鴉片的也大有人在，不過，這樣的貴族在本階層裏一定會遭到鄙視，因為貴族階層支配閑暇的方式一旦與非貴族階層不能涇渭分明，貴族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們以書籍為例，市民階層的讀書趣味首重實用性，比如今天的考研輔導書和各種培訓、應用技能類的參考書總是最好賣的一類；其次是準實用類的讀物，比如各類時尚雜誌，教你如何穿衣打扮，還有各種實用旅遊手冊，指導你旅遊途中的各種注意事項。我們可以參照一下18世紀的歐洲名城，那裏的經典暢銷書是每年都要修訂更新的妓女名冊——《科文特加登廣場女士的哈裏名錄》，首印的8000冊才下印刷機就銷售一空，巴黎同樣類型的“年鑒”是《巴黎各級各類小姐地址總錄，快樂日曆，帕福斯》，當時是文雅的高級妓女而不是影視明星主宰著整個社會的流行時尚。
貴族趣味可不能也被這些文雅的高級妓女主宰，這個關係即便不顛倒過來，至少也要彼此撇清。貴族總該更加高雅一點，他們應該有一些獨特的方式來支配自己的閑暇。
閑暇當然可以隨便支配，但你如果真想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貴族，你支配閑暇的方式其實相當有限。你既然有大把的錢花不出去，你就可以做藝術家的恩主——這是貴族們最典型的支配閑暇的方式，像意大利的美蒂奇家族就是這樣的，我們能看到米開朗琪羅等藝術大師的傑作，這都要感謝他們。
但是，若論到最高貴的支配閑暇的方式，舉世公認隻有一種，那就是研究哲學。
我之所以說“舉世公認”，並非筆誤，而是包括了中國在內。中國的魏晉玄學恰恰就是這麼回事，即便以黑格爾的標準，也不得不承認魏晉名士們的所謂清談充滿了哲學意味，討論著宇宙的本源是“無”還是“有”，其境界高遠遼闊，而且無不以涉及世俗、涉及功利為恥。所以，西方所謂的哲學，在中國傳統上對應的概念其實就是玄學，玄學的代表時代就是魏晉，代表形式就是清談。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裏，“魏晉清談”基本就是“空言誤國”的同義詞，中國人推崇的是“學以致用”“有補於世”，無論是學什麼或是聊什麼，總得有點實際用處才行。結果呢，既然魏晉清談被當成了千古流傳的反麵教材，貴族們隻好用提籠架鳥、縱酒烹茶之類的小情調、小娛樂來打發自己的閑暇時間了。那麼，在這個層麵上，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岡倉天心所推崇的茶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