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班主任總是說人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隻看你夠不夠努力。幼稚的我從來不曾懷疑過這一偉大的教誨，直到年紀大了，在論壇上曆練久了，才曉得我的前半生全被班主任騙了。當然，這應該隻是一種善意的欺騙，我並不怪她。
論壇上永遠會聚著五湖四海的人，除了語言之外，再沒有任何東西標識出每個人的身份。所以，當我們的注意力不受任何幹擾時，才能夠從語言上，僅僅從語言上，清晰地辨認彼此。於是就有了我的第一個重要發現：在許多爭議問題上，往往並不是人們的年齡、性別、地位、收入、職業、教育程度或立場的不同，而是智力的不同劃分出對立的陣營，而問題之所以總會永無止境地爭論下去，主要是因為聰明人和笨人的溝通障礙——兩者雖然看似操著同一種語言，實則邏輯方式大相徑庭，彼此都會同樣感覺到“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
當然，我還算是比較聰明的，於是我很想弄明白笨人究竟是怎樣思考問題、怎樣認識世界的，我不由自主地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急於了解“我們”和“他們”到底區別何在。從學術上講，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心理學課題，而且頗有黑格爾式的哲學意義：“我”的概念產生於“你”的概念之後，人隻有先認識到了“你”，才在參照之下產生了自我意識。如果你不曾受過係統的哲學訓練，沒有關係，任何粗俗的問題都可以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但也可以不上升得那麼高。
我發現聰明總是伴隨著幽默感，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智力必定不差，而一個不但自己不會幽默，也理解不了別人的幽默的人，智力一般比較平常。但是，總體來看，生活滿意度高的反而是後一種人，他們滿懷樂觀的生活態度，對美好的事情總是充滿了希望。
舉一個例子好了。不可能有人真的相信，隻要看了某某暢銷書，自己就也能靠著2000美元環遊世界，或者帶著幾十元錢穿越西藏。這樣的極端經驗即便真實，也是不可複製的，就像一個中過彩票大獎的人也可以寫一本《兩元錢立賺五十萬》，而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認真考慮小概率事件。假如一件事情的完成需要許多小概率事件湊在一起才行，認真效法的人還會有幾個呢？
花錢買書的人也不可能真的相信這種奇跡可以大規模地複製，他們更多的隻是借這樣的書來完成自己始終不能實現的夢想，在白日夢的過程中自我陶醉一番罷了。聰明而理性十足的讀者則很難得到這樣的滿足，他們一下子就會看清夢的實質，就算不立即掉轉頭去，至少也會生起幾分狐疑。有些謊言和假象明明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無奈就是騙不過他們的眼睛。
2.
寫書的人也可以因此分成兩種類型：陸小鳳型和郭靖型。前者聰慧過人，富於幽默感，更有理性的趣味；後者用力甚勤，頗有重、拙、大的境界，更有感性和直覺的趣味。我覺得錢鍾書和錢穆就分別是兩種類型的代表。
讀錢鍾書的書，除了佩服他的淵博學養之外，還會時時讚歎他的機智和幽默。如果他不那麼喜歡讀書，而是去做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一定也會星光燦爛的。
錢鍾書寫過一本《宋詩選注》，在我讀過的所有詩詞注本裏，這實在是最有趣的一本。比如書中介紹詩人吳濤是這樣說的：
吳濤（生年死年不詳）字德劭，崇仁人。在曆代的詩話裏，南北宋之交的吳沆《環溪詩話》是部奇特的著作，因為它主要是標榜作者自己的詩。也許他非得自稱自讚不可，因為那些詩的妙處實在看不出來。吳沆筆歌墨舞地自我表揚之後，想到哥哥，於是在卷下裏引了吳濤幾首詩，下麵這一首寫春深夏淺、乍暖忽寒的情味，倒是極新穎的。（錢鍾書著：《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38頁）
以上就是對吳濤的“作者簡介”的全文，簡單到了極點，但就是在峰回路轉之間活靈活現地勾勒出了詩人的情態和背景，透著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貴族文人的詼諧。
有極簡的寫意，還有極繁的工筆。在介紹楊萬裏的時候，錢鍾書整整用掉了四頁的篇幅，另加兩頁注釋。而工筆也有工筆的妙趣，比如介紹到楊萬裏寫詩連俗語也務求“無一字無來處”時，取譬之妙令人過目便不肯忘掉：
換句話說，楊萬裏對俗語常談還是很勢利的，並不平等看待、廣泛吸收；他隻肯挑選牌子老、來頭大的口語，晉唐以來詩人文人用過的——至少是正史、、禪宗語錄記載著的——口語。他誠然不堆砌古典，而他用的俗語都有出典，是白話裏比較“古典”的部分。讀者隻看見他瀟灑自由，不知道他這樣謹嚴不馬虎，好比我們碰見一個老於世故的交際家，隻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不含糊。這就像唐僧寒山的詩，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誇口說：“我詩合典雅”，後來的學者也發現他的詞句“涉獵廣博”。（《宋詩選注》，第253—254頁）
這樣的說明，既有日常取譬，又有相類的掌故，信手拈來，毫不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