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個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研究農業合作化發展進度和農業生產發展規劃，共同商定了17條。12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征詢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下發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要求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畢，準備意見。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提出這個文件。隨後，中共中央邀請各界人士、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共1375人分組進行討論。1月25日，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這個文件。會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必然使生產力大大獲得解放。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編輯並出版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在序言中，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麵，而是在其他方麵。這裏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項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在這些方麵，都是存在著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寧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澤東在這本書中為《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文寫的按語指出：“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交換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
從1956年2月中旬起，中央在劉少奇業已開始的各部委的彙報的基礎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領導同誌聽取國務院34個部委的彙報，首先從重工業部門彙報開始，接著是輕工業部門、交通部門、農林水利部門、財貿部門、文教衛生部門、最後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聽取彙報開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澤東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也向黨中央、毛澤東寫書麵彙報。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不久，幾百個工廠和工地的書麵彙報紛紛送到中南海。
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政治局開過幾次會，進行討論歸納為十個問題，即十大關係。後來，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過：“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這是根據34個部門彙報中提出的帶全局性的主要問題。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25日第一次講《論十大關係》。講後，接連討論了3天。5月2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上午，第二次講《論十大關係》下午，討論。討論結束時，毛澤東作了結論。《論十大關係》是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論述了正確處理我國革命和建設中一係列的重大的關係，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反映了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表明了我黨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情況走自己的道路這一根本思想，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論十大關係》前五個關係，主要討論經濟問題，從經濟工作的各個方麵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避免重犯蘇聯的錯誤，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經濟建設道路。
第一，在處理優先發展重工業與同時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關係上，肯定了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我們要采取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這樣做，不僅會使重工業發展多些和快些，而且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就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要避免蘇聯、一些東歐國家片麵注重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貨物不夠，貨幣不夠穩定的錯誤。
第二，在重視和利用發展沿海工業的同時，要積極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改變一下近年來對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重視的傾向。
第三，國防不可不有。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要避免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錯誤，必須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注意國防建設。
第四，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要避免蘇聯的辦法，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要兼顧，不能隻顧一頭。無論隻顧那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6億人民的大問題。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毛澤東還提出：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總之，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要好好研究討論。
《論十大關係》後五個關係，主要討論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還有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第六，在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比較得到少數民族的讚成。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一般地反對民族地方主義。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曆史都作過貢獻。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
第七，黨和非黨的關係，究竟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還是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在我國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續續存在。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要改善我們同民主黨派的關係，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在我國的條件下，反革命中的大多數將有不同程度的轉變，主要是采取正確的政策。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政策，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一定要分清敵我，如果讓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甚至混進我們的領導機關，那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嚴重的教訓。毛澤東強調了“一個不殺”的原則，是針對斯大林“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的嚴重教訓而言的。他還批評了“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第九，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對待犯錯誤的同誌，應當采取正確的態度，“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犯了錯誤就殺掉，錯誤與反革命界限不分，錯殺了很多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
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闡明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毛澤東這樣提出問題，是針對著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不願提甚至不敢提這樣的口號，因此，犯了錯誤的教訓才提出來的，這是對蘇聯斯大林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還具體說明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哪些方麵應該學，哪些方麵不應學。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毛澤東強調：“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麵所說的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國的事業不利。”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是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
毛澤東從1955年底起，開始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這不僅是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由於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發生了一係列的事情，暴露了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著若幹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黨特別是黨的領袖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所以，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隨後，越來越多地發現了蘇聯的經驗（不論是成功的或者是不成功的）不一定適合我國國情，因此，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一曆史任務已經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正值毛澤東等領導人聽取34個部委彙報之時，2月14日，蘇共20大召開，24日閉幕前赫魯曉夫作了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報告，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下決心、以蘇為鑒，走自己的道路。盡管還不能說黨中央，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病已經有了全麵、透徹的了解；也不能說黨中央、毛澤東已經弄清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怎樣才能搞得更好。但是，這說明了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把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寫《十年總結》一文指出：前8年照抄外國的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1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由此可見，《論十大關係》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性的曆史文獻。1975年7月10日，鄧小平給毛澤東信中說過：“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
（二）毛澤東在八大前後探索建設道路的最初的成果
在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計劃許多重要指標即將提前完成和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1956年9月舉行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建國以後第一次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它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八大前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提出了一係列思想觀點和理論原則。
第一，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努力奮鬥。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講話時著重強調：“我們團結黨內外、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目的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深刻地闡明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毛澤東進一步說明：“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毛澤東重申要繼承黨的傳統，他認為：“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他還認為，現在還要反對宗派主義。強調團結，就是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鬥爭的人，對犯錯誤的同誌采取一為看，二為幫的態度，這有利於增強團結。
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特別強調：“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第二，以毛澤東提出的十大關係作為八大的指導方針，八大正確揭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規定了黨的根本任務和經濟建設各項方針。
黨的八大，以正確處理十大關係的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在正確分析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基礎上，製定了八大的正確路線。正如八大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所指出的：“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為了實現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
八大根據黨今後的主要任務，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的經濟的基礎上，堅持了黨中央1956年5月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規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的基礎；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根據上述任務，還確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原計劃增長75%左右，工業總產增長一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5%左右。1962年國民收入有可能比1957年增加50%。積累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稍高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達到的水平。1962年鋼產量1050萬噸至1200萬噸，煤產量1.9億噸至2.1億噸，糧食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基本建設投資將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一倍左右。
為了建設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保證國民經濟積極而穩步的發展，大會明確地規定了一係列經濟政策。主要有
(1)必須繼續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積極建立和發展我國重工業中目前還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要求各項建設事業不分輕重緩急地齊頭並進的傾向，是錯誤的。
(2)必須根據原料、資金的可能和市場的需要，積極發展輕工業。片麵地強調重工業的發展而忽視輕工業的發展，結果將反而會削弱重工業。
(3)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充分發揮合作社的優越性，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複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害等項措施，增加單位麵積產量。積極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麵積。要優先發展糧食生產，還要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棉花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發展畜牧業和副業生產，發展家庭的多種經營。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堅持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方針。
(4)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範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
(5)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但要表現在經濟成就的數量和進度上麵，還必須表現在它的質量上麵。要養成重視質量的風氣。
(6)在今後一個時期內，對於主要工業產品，特別是國家建設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所必需的技術設備，必須通過吸收外國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逐步達到自行設計和製造的目的，逐步地完成我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艱巨任務。
(7)必須正確地解決工業和其他經濟事業的布局問題。特別是應當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業基地來迅速推進內地新的工業基地的建設。必須發揮中央各個經濟部門和地方兩個方麵的積極性。必須糾正地方經濟事業中盲目發展的偏向和對地方經濟事業注意不夠或限製過多的偏向。
(8)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門都將列入國家計劃，由生產單位按照計劃進行生產。為了適應社會的多方麵需要，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有一部分產品將不列入國家計劃，而由生產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
(9)必須使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改善這兩個方麵得到適當的結合，也就是使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得到正確的處理。應當既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資金積累，又能夠保證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10)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