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從“文革”給“老三屆”這一稱號賦予了特定的時代內涵之後，再一提起它，人們往往又會聯想起那個年代的悲哀。如今，曆史的車輪碾壓過昨日的呻吟，又進入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軌道，承載著莊嚴的使命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長河。
時代的洪流在撫平曆史傷痛的同時，“知青”這個與共和國一起在坎坷中成長起來的特殊群體，又以嶄新的姿態投身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我們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付出了寶貴的青春年華，新時期的到來，又讓我們品嚐到了國家與社會進步帶來的成功和喜悅。
然而，如今每當人們談起“知青”這個話題，卻往往會忽略六十年代“文革”前期自願到農村插隊的這批老知青。我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先行者，是共和國曆史進程中繼董加耕、邢燕子、侯雋之後的一批敢為人先的青年先鋒。也許如今在六十多歲的人群中還會有人記得，一九六四年，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尚未以運動的形式在全國燎原的時候，在祖國的北疆、冰城哈爾濱，曾經有數十名風華正茂的優秀青年，在新式農民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一批風雲人物的影響下，衝破了中國社會傳統思維模式，在城鄉差別十分懸殊的曆史年代，毅然闊別養育了自己近二十年的城市，遠離父母和親人，激情滿懷地踏上了一條荊棘叢生的陌生之路。從而在自己人生的軌跡中留下了一個光亮的拐點。這些人用堅強的意誌書寫了青春的美麗，也用巨大的付出驗證了對領袖那種近乎迷信的忠誠。
人們的記憶有時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釋，但我們這些人和我們走過的路，卻隨著歲月的沉澱而日益清晰，成為各自生命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曆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時代印跡。
掀開塵封的曆史，回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畫卷，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有激情，有奮爭，也有淒苦和悲涼；有追求，有犧牲，也有迷惘與彷徨。如今，近半個世紀即將過去了，但我們這些人卻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曾經揮灑熱血和青春的歲月，永遠不會忘記在美好的年華中鐫刻在生命裏的磨礪與奮爭。知識青年把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黑土地，也從艱苦的勞作中領略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們在把城市知青所具有的文明帶給了窮鄉僻壤的同時，也從“貧下中農”淳樸的民風中吸取了做人的本分。因此，每當我們回憶起一九六四年學習董加耕自願放棄高考立誌下鄉務農的革命豪情，在那個曆史年代是如何用堅定的信念揚起理想的風帆，用堅強的意誌去支撐那個誓言的時候，我們的心靈無不再次為之震撼。
公元一九九零年，“魂係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在北京引起轟動。《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也都以顯著標題盛讚北大荒精神：“……凡留下開拓者足跡的地方，便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閃爍。縱然時代扭曲而精神不可褻瀆，縱然歲月異常而此精神不可輕薄。因為它是祖先乃至我們以人類的名義所肯定的奮勇……”
雖然曆史已經讓知青的足跡凝固成了時代的標本，但標本本身卻昭示著一代知青苦難的風流。其間有對廣闊天地的幻想和實現某種抱負的追求；有艱苦勞作苦累煎熬的血汗；有特定年代“極左”思潮魔影下的苦悶和屈辱；有農民老鄉潤物無聲的親情；有“紮根農村”愛情之樹成長的年輪；也有“返城”後安身立命的奔波與艱辛……
回想祖國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在艱苦創業的清貧歲月，還是在激情燃燒的理想主義時代，無論是搏擊改革開放的大潮，還是投身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在共和國的各個曆史時期，總會有一批胸懷天下、熱血沸騰的青年人，自覺地與祖國同命運，共奮進；用理想之光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用悲壯之舉唱響戰鬥的青春之歌。然而縱觀中國曆史，卻沒有哪一個時代的人能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青年人那樣狂熱地崇拜領袖，崇拜英雄，渴望通過為某種神聖目的而獻身來達到精神升華的崇高境界，也沒有哪個時代的人，能像知青群體那樣充滿著無比壯烈的殉道者精神。
一九六四年的七月，哈爾濱市這五十多名優秀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放棄考入名牌大學的理想自願到農村插隊的壯舉，曾在全市各界尤其是廣大學生和家長中引起過巨大的反響。當年在全國各大報刊、電台、雜誌等媒體的宣傳下，全國許多大城市也都或多或少地湧現出來過一批“董加耕式”的革命青年。據悉，一九六四年僅在南京市就有七十二名優秀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和我們一樣，放棄高考棄筆從農，被當時媒體讚譽為“南京七十二賢人”。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哈爾濱的史誌上卻吝嗇地沒有給我們這五十多人留下一筆。這些人仿佛成了知青曆史談資的失蹤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於是隻好用我們這些親曆者自己的講述，來填補哈爾濱市知青曆史上這段由於某種疏忽而造成的空白。這也是本人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寫作衝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