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 鄉
———紀念下鄉三十周年回訪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是我們這批下鄉到巴彥農村的知青插隊三十周年紀念日。除了已經過早離開人世和遠在外地的知青之外，這一天，十六名在哈知青都攜帶家屬、子女重返第二故鄉，去尋找三十年前的記憶，尋覓自己當年比我們現在的兒女還年輕的時候走過的足跡，我們要讓他們記住這片父母曾經拋灑汗水與淚滴的田野，記住這片曾經養育過他們幼小童年的黑土地。
村裏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多了一些用紅磚砌起來的新房，銀白色的鐵皮屋頂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白光。當年的老農如今不少人已經過世，剩下來的耄耋老翁一個個也已神誌不清，那些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根本不認識我們——我們在這裏耕耘時他們還未出世。
村裏的那條路變成了砂石路，再也看不見常年臥在上麵的那兩道深深的車轍了。井還是那幾口井，水仍是那樣甘甜；不過不少人家都在自家院子裏打了機井，到井沿兒打水的人不多了。最根本的變化，要算是再也聽不見有人敲響原來掛在生產隊門口的那個催促農民下地的破鐵鏵了。
改革開放剛剛才幾年的農村，就看出來農民的生活比以前強多了。家家還都存著兩年前的柴禾垛，過去為柴禾不夠燒而發愁的農民，如今卻為柴禾太多無處存放而苦惱。所以一般都在扒完苞米以後，在大地裏就把秸杆燒了——真正實現了秸稈兒還田。
我看見不少農民家裏都購置了大型聯合收割機，收割大田時，在地裏就把糧食裝進袋子了；還有些農戶買了農用汽車、拖拉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農民勞動負擔減輕了，家家都有年輕人在城裏打工掙錢，不少年輕人都騎上了嶄新的摩托車。是啊！幾年之間整個中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呀！許多過去人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都變成了生活中最普遍的現實。家家不缺吃，不少穿，青年男女的穿戴幾乎與城裏的年輕人相差無幾，吃的全是大米、白麵，粗糧很難看到，吃頓粗糧反而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兒了。“文革”中天天挨鬥的那個叫姚忠的富農子弟，如今當上了西拉拉屯兒的屯長，深受百姓的擁戴。他的兒子前年當了兵，還在部隊立了三等功。
拉拉屯兒早已徹底砸爛了“大鍋飯”。實行生產責任製包產到戶以後，一大群人窮混的日子結束了。農忙一過，不少年輕人就外出打工去了，他們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勤勞去創造更多的財富了。蔡大壯自從他爹死後跟著一個木匠學了一手好木匠活，如今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財源廣進了，他不僅娶了媳婦、生了兒子，頭幾年又到大慶去發展，不僅買了樓房，還買了汽車供兒子跑運輸……
“蔡武裝”的在天之靈應該瞑目了——他當年搞的那套被批為“資本主義”的小包工，如今已經在農村廣泛推廣了，他那時搞的多種經營，現在政府已經大力提倡了。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農民家家過的好日子，肯定要樂得合不攏嘴了。
我最關心的還是村裏我曾工作過的那所小學。原來的教室，今年剛剛倒塌了兩間。鄉上撥下來了一筆款，眼下正在修葺中，其餘的也成了危房，好像久病的老人在那裏呻吟。
學校正放秋假，我們沒有看到活蹦亂跳的小學生，僅有事先組織好的二十幾名少先隊員向我們這些“客人”敬禮並獻上一束束鮮花。他們一個個好奇的樣子，紅紅的臉蛋和調皮而又略帶拘謹的眼神兒，讓我又想起當年在這裏教書時，他們的父母那一幅幅天真稚氣的麵孔……
學校的經費仍然十分困難，主要靠村上極其有限的支持。由於種種原因，輟學的孩子仍然不少。全國都在支持希望工程，我們對第二故鄉的希望小學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當中沒有大款，也沒有老板，都是地道的工薪族，盡管囊中羞澀，還是要獻出我們的一份愛心，去呼應當年的那份真誠，那種透明的熱情。於是我們十六名知青集中了一萬元人民幣，在這裏建起了“老知青教育基金會”，算是對故鄉教育的一種精神支持。
村、鄉兩級政府擬在校園裏立一座紀念碑，還要鐫刻上我們這些知青的名字。我想這也是件好事，倒不是奢想用這微不足道的基金換取人們永久的紀念，而是想讓這座鐫刻著我們姓名的紀念碑日夜矗立在那裏，讓碑上那十六顆心靈，十六雙眼睛，日夜翹首企盼著故鄉教育事業的早日騰飛，目送那一批批從這裏起飛的雛鷹衝向浩渺的藍天。
第二天中午，我們接受了縣委縣政府的盛宴之後，開始瀏覽了這座麵目一新的古城。剛下鄉時被我們戲稱為“晴天是揚灰馬路，雨天是水、泥馬路”的街道，如今變成了真正的洋灰水泥馬路了。原來馬路兩旁那一排排的傾斜著的低矮的百年瓦屋，如今已經被一座座高樓所取代。商家店鋪鱗次櫛比，各種商品琳琅滿目，令人眼花繚亂，連省城裏的高檔商品這裏也並不罕見。商家門前那巨大的音箱裏，播放著時尚搖滾或流行音樂，讓蘇蘇古城充滿了活力與生機。小城在“文革”早已夷為平地的東、南、西三座城門，如今又按照原有的風格修葺起來。掛在高高城門樓四角上的風鈴隨風搖曳，那悅耳的鈴聲像是喚起人們對百年古城曆史的記憶。代表這座古城特色的那兩座古老的牌樓油漆一新，古香古色的，它在向人們展示曆史文化的同時，也訴說著曆史的變遷和時代的滄桑；中央那塊厚重的橫扁上鐫刻著密密麻麻的鎦金草書，記錄著古城遙遠神秘的曆史源頭。它給這座充滿現代氣息的古城平添了一抹濃重的曆史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