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的人事業以修行最重要，
忍耐就是修行。
忍耐不但是力量，也是智慧，
有“忍”，就不會受外力動搖。
有人說，貧無立錐之地，
我也真的感覺到什麼叫“一貧如洗”，
畢竟家裏真的什麼都沒有。
幸好我養成一個“空、無”的性格，
也建立了我不一定要擁有的習慣，
隻要有天地、星辰、日月給我觀看，
隻要有花草樹木給我欣賞，
無論身在世間的何處，
都能有一碗飯吃飽，
人生的美妙，
不都是在當下嗎？
做一個出家人，需要具備很多美德，如：勤勞、和眾、發心、慈悲、苦行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的性格”。做為一個出家人，如果性情粗暴、脾氣急躁，與人相處有不能容忍的情形，在僧團裏生活，必然不會是容易的事。
說到“忍”，忍饑、忍寒、忍熱、忍苦、忍難，這些都還算平常，最難忍的，是忍委屈、忍冤枉。其實，出家人若是忍一口氣，算不了什麼事情，但是，你若遇上了十口氣、百口氣，該怎麼辦呢？除了忍，還能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一般解釋“忍”的說法，比如“你罵我，我不開口，你打我，我不還手”就算是忍了。但是佛教解釋“忍”，與一般人的解讀不同。成佛，要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要福慧俱全，這就是佛陀的“三祗修福慧，百劫修相好”，相好從哪裏來呢？都是從忍中修來的啊！講起來，修“忍辱波羅蜜”是最重要的修行了。
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忍”之一字，應該是智慧與力量結合的意義。如果你隻是接受，而沒有力量擔當，不能算忍；你有力量對付，而缺乏和諧的風格，那也不算能忍。“忍”，是智慧中有力量，力量中有智慧。佛教學裏說明學習忍辱法門有三個層次，第一生忍，第二法忍，第三無生法忍。
所謂“生忍”者，意指我們生存在這個世間生活，要能保持和諧的生命，必須要能“忍”。“忍”是認識、接受、擔當、負責、化解、消除，更要有許多智慧與力量的美德。
例如，我們生存在世間，別人給我一句話、一個東西、一個責任，必須要能接受以後，還要能擔當；擔當了以後，要能負責；負責了以後，要能化解；最後，是要能“消除”。但是，沒有智慧，又缺乏力量，又如何能做得到呢？
儒家所說的修養“仁”，“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聖人的德行。簡單地說，努力養成好仁之氣，喜怒不形於色，也是要先忍之於口，不能輕易說話；但是，臉上會不好看，如果麵上要表現得若無其事，必須忍之於心，最後，不論如何令人難堪的事情，心上也能無掛無礙，那才能算有一點“忍”的功夫。
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別人送一個禮品給我，其實我心裏並不喜歡，但也不能拒人於千裏之外，不喜歡也要能接受；而我喜歡的東西，人家不肯給我，也一樣要能坦然接受。總之，外境的一切事相諸緣，如：稱、譏、毀、譽、利、衰、苦、樂這八風，我們通通都要能接受，還要能擔當，能負責，能化解，能消除，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才是忍的功夫。
“生忍”，指我們在人世間彼此相處、來往，為了和諧生存，必須凡事都要忍一忍。其實，修學“生忍”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禪門有個公案，宋朝大學士蘇東坡，被皇帝貶謫在瓜州做官的時候，他作了一首偈語：“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意思是說，學佛以來佛光普照，就算八風吹動，也不會影響我了。
蘇東坡認為自己有修養，一時得意，就跟書童說：“你乘船到江南金山寺，幫我將這首偈語，交給大和尚佛印禪師看看。”
書童聽了之後，就遵照吩咐，乘著船搖啊搖，搖到江南，上了岸，進了金山寺，就把這首偈語，呈給佛印禪師。
佛印禪師看了，也沒有講話，隻在上麵批了幾個字，就說：“把這個拿回去，還給你們的學士。”
書童離開了佛印禪師後，坐船又回到瓜州，蘇東坡看到了，就問：“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書童說：“禪師沒有講話，就叫我回來了。”
蘇東坡說：“你怎麼不等他看過我的詩偈，講幾句話，評論了之後，你再回來？”
書童說：“他沒有評論，隻在您的詩偈上寫字。”
蘇東坡：“喔，寫了字啊！拿來我看！”
蘇東坡原指望佛印禪師大大地稱讚，急忙自書童手上取回詩文。一看，上麵批了“放屁”兩字。
蘇東坡大怒：“你這個老和尚，我看得起你，寫個偈語跟你論道，你不讚歎我就算了，怎麼可以惡口罵人？快準備船！我到江南金山寺和佛印禪師理論一下。”
當蘇東坡到金山寺的時候，看見佛印禪師就站在門口，不等蘇東坡說話，佛印禪師就哈哈大笑說：“學士啊！學士！你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麼一屁就打過江了呢？”
蘇東坡這下子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隻是紙上談兵，心地上的真功夫，還差得遠了。
所謂“八風吹不動”，就是指“稱、譏、毀、譽、利、衰、苦、樂”，不論善惡、好壞都不會動心。怎麼人家才批評一個“放屁”，就這麼不能忍受呢？蘇東坡自覺慚愧。所以說，“生忍”已經很不容易做到。
再說“法忍”，法就是所謂一切事相、一切語言、一切概念，人情冷暖、世事滄桑都是“法”。我們生存在世間上，對於周遭的環境，一定有好與不好，你每天要跟環境賭氣嗎？當然，不能和心外的諸法賭氣，那一定是劃不來的，必須要接受諸法，要能擔當、負責，可以化解、消除，才是“法忍”。
所謂“無生法忍”者，那是修行最高境界，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這是沒有生死的境界。死也何嚐生，生也何嚐滅，那是一個不生不死的平衡法界。本來無一事，何處惹塵埃？世間的事情，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沒有因，就沒有結果；沒有生，就不會有死。如果說，人的境界超越到一種無形無相，無住無證，空諸一切，安住在“無生法忍”中，那就是禪悅法樂的人間淨土世界了。
貧苦養成的堅忍
我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最初務農，但不慣於耕種，所以莊稼收成變賣後，他把微薄所得拿來開店經商。先後開過香鋪、醬園、成衣店，但短期經營後，最後都是賠本而失敗以終。因此家計愈加匱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難。我們兄姐四人，可以說，都是在半饑餓的狀態中，度過了童年。所幸我們並沒有因為饑餓而淪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外地遊蕩。
對於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記不起成長過程的細節了。隻依稀記得，外婆偶爾會拿些食物來接濟我們。其實，本來我們的老家也薄有祖產，但是經過幾次變賣田地，雖曾風光一時，不過因為父親並沒有求生的技能與職業，一家數口終究坐吃山空，風光不久後，饑餓的苦難歲月，便又再度降臨。
我的父母辛苦生養我，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有“忍”的性格，家庭艱苦的環境，促成我能夠忍受日後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種種苦難。就算沒有飯吃，我也不會感到苦惱，甚至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知道家裏貧苦，因此，在天空蒙蒙亮的晨曦中，就自己學會到外麵撿拾狗屎，再把狗屎堆積起來做肥料，也能賣掉換幾個銅板。
黃昏的時候，一些放牛的牧童都牽著牛回家，牛也很有規矩，它們知道要回家了，總會在路上留下不少糞便。因為牛隻吃草，牛糞並不髒，我們把牛糞撿起來，如果拿不動了，就在地上拖，回家以後也學大人，把牛糞貼在牆上，就像大餅一樣，曬幹以後可以當柴燒；賣掉了也能得到幾個銅板貼補家用。父母見我有這樣的性格，非常歡喜，常常讚美我，使我感到家庭雖然貧苦，但從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有樂趣，而我小小年紀，能為家庭多少付出一些，自己心裏也很快樂。
有人說，貧無立錐之地，我也真的感覺到什麼叫“一貧如洗”，畢竟家裏真的什麼都沒有。幸好我養成一個“空、無”的性格，也建立了我不一定要擁有的習慣，隻要有天地、星辰、日月給我觀看，隻要有花草樹木給我欣賞，無論身在世間的何處，都能有一碗飯吃飽，人生的美妙，不都是在當下嗎？
十二歲出家後，偶爾想寫一封家書向家中報告平安，但是，往往寫好的信，過了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了，都還是寄不出去，因為從來沒有錢可以買郵票；衣服破了，用紙糊一糊，鞋底破了，用硬紙板墊一墊，也能勉強走路。我就這樣子一天又一天，熬過歲月，再怎麼貧苦，依然還是能忍受。
即使生活中各方麵的條件都很差，也不以為苦，因為我生來有一個樂觀的性格，總能自我發掘人生的樂趣。生活雖然窮苦，也正如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貧窮但又快樂的境界，佛教和儒家都有共同的體會吧？
棲霞山忍八年
我出家的寺廟，應該是在宜興大覺寺，那個時候，師父正在棲霞山做監院，因此，就在棲霞為我方便剃度；所以，也有人以為我在棲霞山出家。其實這也沒有錯，在這裏出家、在那裏出家，不都是一樣出家？
自小家庭貧苦，在棲霞山出家後，也還是過著一貧如洗的日子。原本輝煌的棲霞山，早已毀於“洪楊之亂”，失去過去的榮景。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宗仰上人發心重建。寺廟雖有諸佛菩薩庇佑，上有屋瓦，下有地磚，就是沒有糧食，僅是一個窮寺。
記得出家初期，正逢抗戰時期，棲霞山住了幾百人，寺裏沒有香客，也沒有田產，經常好幾個月也吃不到一餐米飯，每天隻有雜糧能糊口，甚至廚房鍋裏的水已滾開了，還沒有米下鍋，大寮隻好傳消息告訴大眾，今天午餐要慢一點才能打板、開梆。回想起來，那段日子也真不容易忍受。不過，那個戰亂時期，也不是隻有我們的處境窮苦，整個蘇北，可以說家家戶戶都貧苦。
我在棲霞山最大的苦難，不是貧窮，而是身心的磨煉。尤其以十五歲受戒時為最，一到了戒場，戒師就先找戒子問話審核：“你有殺生過嗎？”
我答：“沒有殺過。”
戒師：“你蚊子沒有打死一隻？你說謊。”啪！啪！啪！……
確實是說謊，沒錯，賴不了賬的。
再換一個戒師：“你殺生過嗎？”
我答：“有。”
戒師：“哎喲！罪過！罪過。”啪！啪！啪！……又打。
第三位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我答：“是老師要我來的。”
戒師：“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楊柳枝一連串又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下一個戒師那裏，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是我自己要來的。”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五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
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調皮，這麼滑頭！”當然又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座位前，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伸了過去，向戒師說：“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是自己來的要打，是師父叫來的，沒出息，也要打。不如我們虛心合掌，請老師慈悲教誨，老師要打，就打吧！總之是要打。
類似這樣的對待，實在是不勝枚舉，那個時候的教育就是“無情對有情，無理對有理”。就是不準你有理，你在無理之前都能接受，將來有理的時候還能不接受嗎？“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你過慣無情無義的生活，人世間的慈祥溫暖，你能不感動嗎？戒場裏那種打罵是大慈悲，我認為有道理。如果換成我，我也打不下手，一般人實在不容易做到。
白塔山下的餓夫
我在棲霞山八年多的歲月，可以說，每天都在半饑餓的狀態中度過，那時候年少，又吃得多，稀飯沒有七八碗不會飽。後來還有人嚇我，說：“你不要那麼能吃，聽說有個地方的人，什麼都吃，後來肚子就裂開了。”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也沒有那麼多東西可吃。雖然三餐不濟，但是勞苦的出坡還是天天有，像除草、搬運、擦玻璃，到山上采無花果，回來還要自己剝開，賣給人家換一些錢，貼補常住。
除了每天的饑餓與勞動之外，我們的生活用品也是極為缺乏的。還記得，在棲霞山七八年的生活當中，我隻穿過兩套衣服。其中有一套衣服的質料很堅韌耐穿，是一位老和尚留下來的。有時候會為了節省，就直接不穿裏麵的衣服，隻披這一件中褂了。
日子如此窮苦，其實也可以溜到外麵去做工，不過那時候的我，從來都沒有動過那種念頭。隻想做出家人。那時正逢抗戰時期，日軍常常轟炸，我們睡的床鋪，是從棲霞師範學院搬回來的，由雙層鐵皮製造。當時我睡在上鋪，不遠處一片紅光，“轟！”一聲，玻璃全都震碎，我從床上懸空飛起掉到地下。不過心裏倒是沒感到恐懼、害怕，也不怕軍隊、刀、槍，總認為不會打死我。為什麼不怕呢？因為這種情形就像家常便飯，早就習慣了！曾聽過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怕什麼？”我沒有這樣說過，不過就是這個味道了。
盡管大家都生活在半饑餓狀態中，也沒有人說要離開，離開了又能到哪裏去？到處都是兵荒馬亂，一天有一餐飯吃就餓不死了，還算不錯。八年中，也不是天天都隻有一餐，的確也有過一段時間，一天可吃上兩三餐，甚至有時還會有點心，全視常住經濟狀況而定。實在不得辦法時，一餐也沒有得吃。不過，到我的師父誌開上人掌管的時候，日子就有好轉了。
一九四五年，我離開棲霞山前往焦山佛學院。焦山是一個富寺，幾萬畝的田地分給好多縣市，一年的租穀收回來，就可以吃上兩三年，不缺糧食，所以我到焦山後，就像到了天堂一樣，每天飽食終日，日子很好過。
可是，人不是有了飯吃就能滿足的，他還要有理想、有理念。當我漸漸成熟，想要實踐理想的時候，發現自己和當時焦山佛學院院長東初法師的理念已漸行漸遠，所以在征得師父的同意後，我就離開焦山佛學院了。
離開焦山之後，在一九四七年底，我回到白塔山祖庭大覺寺一段時間。那一年我二十一歲，年紀輕輕就獲得擔任小學校長的機會，因為這是政府任命的職務，我也極願意承擔，感到為公家服務是自己的榮幸。這個時候的我也懂得如何讀書了，於是就在祖庭一麵精進自修，一麵就做起校長來，實在很感謝宜興教育局任誌盤局長給我這個機會。
白塔山的情況，跟棲霞山一樣，也是無隔宿之糧的窮寺，沒有人要住。後來，家師沒有辦法，收留一位從其他寺院過來拜他做師父的滿成法師擔任當家，也算是我的師兄。白塔山的米糧不夠吃，主要原因是，我們田地裏的收成，隻夠吃到隔年的四月、五月，至於六月、七月就挨不過了，一直要等到八月才會再有收成。這樣一來，這兩個月不得糧的時間，隻好用借的。借一石米，過二個月，可能要還二石、三石，利息很高。
我回想起過去王安石曾提倡“青苗法”，這個法令實在重要。因為農民眼看著自己田裏的青苗長成，還不能收成，就任有錢的人摘去。一年不到，已經吃不到糧了。假如政府能夠放賑，先給大家兩個月米糧，等農民收成後再來還糧，大家就可以免去借糧的利息了。
不過，江蘇的農作物收成比安徽要好一點，安徽種的田，假如在六月、七月借了糧後，到七月、八月就不得吃了，隻好出去逃荒，稱之為“逃荒佬”。在我們家鄉江都經常看到，一來都是幾百人，也不能得罪他們。鄉人集合起來，給他們吃一餐飯，他們吃飽就走了。幸運一些的是，我沒有經過這樣的生活，假如窮得再不得吃，也隻好出去逃荒，過的就是這種日子了。
在白塔山，早上吃過兩碗稀粥，就到小閣樓上用功，十一點不到就餓得發慌，實在等不到十二點吃飯，隻好下樓跑香消磨時間，希望趕快有飯可以吃。
或者我在小學裏教完書後，下課回來不得中飯吃，也不能喊人弄飯，因為我既不是當家，也不是住持。所以我常常餓得隻能用跑香來轉境，希望借此忘記饑餓感。古人陶淵明曾經描寫饑餓的詩：“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意思是三十天才吃九餐；或者“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剛剛才高興吃飽了，但是下一餐就要束著衣帶，等明天雞叫了才能吃。那時候的我，頗能體會陶淵明的處境。
還記得寺裏負責煮飯的是一個工人的太太，因為在棲霞山受的訓練，讓我很規矩，不看女眾，也不講話，因此我從沒有和她說過話。其實，如果我跟她講上話，也許她會用一點米湯給我吃，不過從來都沒有。
後來也就跟滿成師兄抗議，早上吃過之後，還不到中午，就餓得不知如何是好。窮年饑饉，飯菜裏根本沒有油水，甚至看到油就想喝它一口。現在的人，一定很難想象怎麼會想喝油的心情。
師兄說：“在你樓閣上的小壇子裏，不是有過年存下來的糖果嗎？”
我說：“有糖果嗎？我不知道有啊？我沒有吃。”
師兄說：“我知道你沒有吃。”
我反問他：“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吃？”
他說：“我有做記號。”好在我沒有吃，假如我吃了，不就成了偷吃了嗎？
在那個時代，我深深覺得應該自己從事生產，免得被譏為社會的寄生蟲、消費者，我們必須要消除這許多不雅的名號。
大覺寺有土地，我們就想開發農場來生產。後來聽說農場裏不隻要種植，還要養豬才會有肥料，池塘裏要養魚，才能利用池塘裏的水賺錢。豬跟魚養大了，還要賣給人家吃。這不是等於殺生嗎？
本來，農場和辦學校是我的希望，但是這一聽，農場夢粉碎了。當時雖然我在小學擔任校長，但因國共內戰的關係，白天學校裏有國民黨的軍隊進出，晚上又換共產黨的遊擊隊巡邏。期間，還遭共產黨逮捕，坐了十天的黑牢。生存不下去，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了，不得辦法，又再跑到南京去討生活。
那時候，國共戰鬥已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想再回棲霞山去當個知客。說明心意後，棲霞山的當家想，住持已經是我的師父誌開和尚，如果又讓徒弟來當知客，那麼一來，師徒一裏一外合作，別人還有什麼機會？幾位當家聯合起來叫我不要做知客，可以選擇其他職務；但是我沒有其他專長，梵唄、法器也不拿手，因此意願不高，就轉到南京華藏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