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文化與陰謀論
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悠久曆史中雖然不乏陰謀論，但總體上來說，始終未成主流。究其根本，是由於在整個曆史過程中，傳統的儒家文化始終占據主流地位，而且吸收融彙了其他各地區、各民族、各時代的文化形態。中華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長時期文化整合的結果，對於一切外來的文化不僅具有包容性，同時又具有同化性，因此對外來的文化並不具有顯著的敵意，也很少以陰謀論的眼光來看待外來世界的所有一切，顯示的是對一個民族固有文化的充分自信。由於“貴和尚中”體現了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體現了一種待人處世、分析問題實事求是的辯證心態，這使得中華民族文化在麵對外來異質文化時，不會采取極端態度，而是善於協調、吸收與自我調整。
對於這一文化的基本精神，錢穆先生有一段論述能說明它的意義。他說：“其實中華民族常在不斷吸收、不斷融合和不斷擴大與更新中。但同時它的主幹大流，永遠存在，而且極明顯地存在，並不為它繼續不斷地所容納的新流所吞滅或衝散。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是稟有堅強的持續性，而同時又具有偉大的同化力的。這大半要歸功於其民族之德行與其文化之內涵。”（錢穆：《民族與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p23）
錢穆的這一觀點具有極大的代表性，是典型的對民族文化自信的心態，同時也概述了一種中華民族曆史傳統上的文化現象。在曆史上，這種現象又因為獨特的地域政治的大環境而得到了加強。它既壁壘森嚴又海納百川，它的寬容和接納，都是以自身的強盛和權威為前提，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天人合一。在這種文化的主導下，陰謀論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滋生的土壤，即使麵對外來的文化，也能始終保持對於自身的自信，很少甚至不必以陰謀論的思維來對待。
在中華民族文化展的曆程中，不止一次地對外來異質文化進行吸收與融合、接納和同化。然而，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即使如此，這種傳統的主流文化自身還潛藏著另一種本質，也即在具有同化性的同時，又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族非我類，其心必異”的意識始終潛在地起著指導作用，隻是由於種種曆史因素，由於沒有遭遇到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文化的挑戰，這種排他性沒有凸顯而已，這也為未來所麵臨的文化衝突危機埋下了伏筆。這樣排他性就始終潛伏著，一旦遭遇到同現代意義上的異質文化的衝擊，傳統文化因而岌岌可危的時候，陰謀論就會應運而生，導致人們以陰謀論的眼光來看待外來文化的衝擊。這在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後期的曆史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曆史還顯示出這樣一種形：越是處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中，陰謀論越容易滋生，越表現得頑強，時時刻刻使人們覺得被無處不在的國內外敵對力量的陰謀所包圍。這一景在“文革”年代達到了極端的狀態，在“階級敵人無處不在”的“草木皆兵”的思想指導下，大規模的內鬥和迫害到處蔓延，可見陰謀論的危害。
改革開放以後，閉關鎖國的狀態被打破，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係和交往日益擴大，國人也開始以更開放的心態麵對世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走向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此而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無疑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就，在中國曆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伴隨著全球化的展趨勢，以及東西方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價值觀上的不可避免的衝撞和摩擦，同時又伴隨著互聯網的迅速展與普及，尤其在麵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時，陰謀論便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國內盛行起來，並普遍地反映在國內的輿論界和網絡世界中，“陰謀論”的思維方式也同時開始占據了優勢地位。這一不爭的事實，在一次國內主流的環球網的民意調查中凸顯出來。就在去年的10月19日，也是在作者開始寫作本書後不久，環球網展開了一場“你是否認為西方有針對中國的陰謀”的調查。截至到20日13時，短短的時間內，已經有11536名受訪網友參與投票討論，其中有11179名受訪網友表示，西方的確存在“針對中國的陰謀”，這一數字占投票總數的97%，另有3%的網友投票表示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