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邊委員會”主席大衛·洛克菲勒曾於1981年5月率團訪華，鄧小平親自接見。2005年其成員第二次來華，並次在中國舉行會議。
彼爾德伯格會議從成立之初就沒有把亞太國家包括在內。1972年，大衛·洛克菲勒提出讓日本加入會議，遭到拒絕。於是他另起爐灶，成立了“三邊委員會”。
目前，改組後的歐洲集團擁有來自25個國家的成員。許多成員曾經是蘇聯集團的一部分。北美組，其成員最初隻有加拿大和美國，從墨西哥加入以來到現在有好幾個。而日本曾經是唯一一部分，現已被重新命名的亞洲及太平洋集團，有13個國家的代表，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中國。作為實現了幾乎覆蓋全世界的結果，tc的名冊現在增列出18個，如俄羅斯、中國台灣、以色列、土耳其，非洲和南美洲及“其他地區的參加者”。
隨著2005年該委員會亞太區論壇在北京舉行，“三邊委員會”對於中國來說已不再神秘。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蘊嶺曾應邀到東京參加2009年度“三邊委員會”年會，會議的第一項議題就是宣布接納中國和印度為正式會員。
1981年“三邊委員會”在中國舉行會議時，大家談的是如何對付蘇聯的威脅；24年過後，這個聲名顯赫的委員會再次回到北京開會，“中國和平崛起”成了討論熱點。
中國人曾經兩次被邀請參會，參會人分別是前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2004年）和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副秘書長張毅（2006年）。
2005年11月25日至27日，“三邊委員會”亞太工作組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委員唐家璿設宴款待，外交部長李肇星到會表演講。國內知名智囊人士鄭必堅、胡鞍鋼、王緝思、秦亞青均表演講，向美歐前政要、智庫人士解答了“中國崛起為什麼是和平的”這個問題。
“三邊委員會”於1975年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民主的危機——就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寫給三邊委員會的報告》。報告由“三邊委員會”中關於民主國家統治能力問題工作組的三位報告起草人聯合負責。關於日本的一章由東京索菲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綿貫讓治起草，關於西歐的一章由巴黎社會學組織中心負責人、全國科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主任米歇爾·克羅齊起草，關於美國的一章由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哈佛國際問題中心主任塞繆爾·亨廷頓起草。“三邊委員會”為這一研究提供了讚助，並在1975年5月30日-31日在日本京都召開了“三邊委員會”的專門會議，來自三邊的十餘位專家表了自己的見解。此外工作組還先後舉行了4次聯席會議，商討報告內容，其中特別與“三邊委員會”主席布熱津斯基交流了看法。
《民主的危機》並不是一份悲觀的文件。當時西方世界中一些主要的政治家、專欄作者和學者乃至普通民眾都處於一種關於民主危機的恐慌當中，西方政治係統的生命力受到了強烈的懷疑與挑戰。在這種條件下，“三邊委員會”委托由三位頂尖學者帶領的課題組開展了調查研究。研究的結論堅信，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講，民主的體製是可行的。隻要民主國家的民眾真正理解民主體製的本質，特別是如果他們感受到自由與責任之間微妙的相互關係，民主是可以繼續展下去的。為此，讓公民們重新考察一下民主係統的基本前提及其運轉是非常必要的，這能使民主在它的展過程中日益強大和更加民主化。這一報告的表，在西方國家產生很大轟動，暫時調和了資本主義世界政治製度暴露的尖銳矛盾，為西方的一些崇拜者重新贏得了信心，對20世紀後期冷戰的結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了對三邊內部問題進行研究以外，“三邊委員會”也擴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對中國的研究，“三邊委員會”在西方是享有盛譽的。在“三邊委員會”1978年6月華盛頓會議上，加強同中國的關係成為主要議程之一。許多前“三邊委員會”成員，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國務卿萬斯以及國防部長布朗等人，都到會，突出地談到中國的作用。在12月達成中美關係正常化協議後，西方輿論界認為：這一著棋是“三邊委員會想出來的”。翌年4月，“三邊委員會”在東京舉行會議，進一步討論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確定了積極展同中國關係的基本點。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等國際事件的生，“三邊委員會”內奉行強硬政策、主張聯華抗蘇的意見占了上風，因而將原定於1981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三邊地區與蘇聯合作的會議取消，改在北京舉行。1981年3月，“三邊委員會”北美地區主席d。洛克菲勒、歐洲地區主席g。貝圖安和日本地區主席渡邊武覲見裏根總統並進行了磋商。5月下旬，洛克菲勒帶領30多名成員抵達北京，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合作會議，中國民間知名人士出席了會議。會後，中國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洛克菲勒等人，表示希望加強與三邊的合作。洛克菲勒返回美國後，立即與裏根舉行了長談，這為美國80年代對華政策的製定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