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必須著重指出：它們兩者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那就是《地獄裏的對話》是在政治上諷刺拿破侖三世的法國政府，隻字沒提猶太人。作者後來被政府判了15個月（也有18個月之說）的監禁。當它被改寫成《議定書》後，裏麵的作者被改成猶太人的長老，非猶太人（non-jewish）被改成了拿破侖三世政府成員。
《馬基雅維利與孟德斯鳩地獄裏的對話》是法國民主主義者莫裏斯·喬利1864年出版的著作。書中虛擬描繪了兩個哲學家的鬼魂在地獄裏的對話，因為他們並不處於同一個時代，觀點也針鋒相對。馬基雅維利代表著盡人皆知的的思維方式和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理念。孟德斯鳩則代表當時歐洲新興的民主和法製改革的先進思想。
孟德斯鳩捍衛民主，強調民主，但馬基雅維利認為，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容易被操縱。他認為君王可以用無的、殘酷的，甚至蠱惑人心的、欺騙的手段殘酷鎮壓和破壞民主。
莫裏斯·喬利的“對話”原本是一個文學上的諷刺，其中，馬基雅維利的特征比喻著拿破侖三世——一個詭計多端的暴君、煽動者和帝國主義者。他的確在肆意地破壞民主，為鞏固帝位不擇手段。
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地獄裏的對話》本身既不反猶，也不親猶。它並不涉及猶太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裏麵有一些極其重大的根本的改動。在《地獄裏的對話》中，馬基雅維利使用的名詞“人民”（thepeoples），在《議定書》裏，被更改為“基督教人民”（thepeoples）。而馬基雅維利則被改為“錫安長老”即猶太長老（eldersofzion）。由於這個身份角色的改變，原來拿破侖三世對人民的蔑視和憎恨，在《議定書》裏表現為猶太人對外邦人（非猶太人）的蔑視和憎恨。
這一改動引的後果極其嚴重，其嚴重程度一定是《議定書》作者在當時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的——它被之後的幾乎整個世界所接受和相信，直至今日。
無論人們怎樣爭議，一個重要的陰謀論觀點始終被永遠傳承下來，那就是不管《議定書》怎樣抄襲《地獄裏的對話》，無論它怎樣被證偽，但在它們兩者之前，一定有一些更深的來源，而這第三本未被現的秘密文件的真實主角永遠是猶太人！
八納粹帝國種族滅絕的陰謀論依據
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陰謀論能像《議定書》那樣，居然可以成為對一個種族實行集體屠殺和滅絕的理由和根據。這也就意味著，千萬不要忽視陰謀論的作用，一旦當它不再僅僅是一個頭腦中的理論和觀念，一旦它被極端的邪惡勢力所利用，它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工具。
無論反猶主義的傳統在20世紀的歐洲和德國是如何的狂熱，無論《議定書》曾是怎樣助燃著反猶主義的烈火，但作為一種陰謀論來說，它起到了任何陰謀論所沒有起到的作用，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悲劇。對於希特勒實行滅絕猶太人的恐怖政策的原因，人們曾經在政治、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麵進行過無數的探索和研究，無論其結論怎樣，有一點卻不可忽視，無可否認，這部陰謀論的文件《議定書》，在其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亞馬遜書評在對《種族滅絕的授權書》曾作出這樣的評論：“希特勒對反猶主義的癡迷，源於他對那本偽造的《議定書》的癡迷。”
隻要讀過或了解《議定書》的內容，並將它與現實作對比，人們總能在其中找出各種重大的社會問題生的根源，並可以輕易地將被指為《議定書》作者的猶太人產生無比的仇恨。不難估計希特勒讀了《議定書》的具體內容時的感受。從希特勒於1925年7月18日出版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kampf）中，我們就能看到，他讀了《議定書》之後所得出的必然結論：“最後，猶太人在經濟事務上的影響通過股票交易以恐怖的速度增長著。他們成為所有者，至少是國家民族勞動者們的掌控者。為了加強他們（猶太人）的政治地位，他們試圖撕裂在一段時間內能繼續抑製他們每一步伐的民族和公民的藩籬。為了宗教寬容和目的，他們盡力揮先天的韌性，並在對他們已完全屈服的共濟會裏，他們有著出色的武器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並獲得成功。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圈以及高層資產階級已被共濟會的強力帶進了他們的羅網，並且絕不懷疑生了什麼。”（《我的奮鬥》第十一章：民族和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