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5日，《滾石》雜誌的記者大衛·利普斯基前往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住所，並與他一起參與了後者為《無盡的玩笑》舉辦的巡回宣傳活動。利普斯基在這期間用錄音機和筆記本記錄下的訪談內容一度被擱置，直到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去世兩年後，以《盡管到最後，你還是成為你自己》為名整理出版。《時代周刊》的利夫·格羅斯曼評論，這是一部由 “四隻手以二重奏的方式在打字機上打出的作品”。
兩者除了有共同的名字 “大衛”之外，年齡也相仿，彼時利普斯基三十歲，華萊士三十四歲，這使得兩者在對談時沒有年齡上的隔閡感。此外，兩人都是出版過作品的作者，隻不過華萊士比利普斯基的名聲要大許多。利普斯基清醒地意識到，除去這幾個相似點之外，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憧憬比現在所擁有的還要好的事物；而我想要的恰恰是他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同時，我也想要讓他認識到，他現在的狀況根本無須改變。”訪談就在這種 “共同”和“差異”之間展開。
不過，利普斯基在走進華萊士的時候並沒有一味地展現出仰望的姿態，想要真誠地告訴華萊士 “他現在的狀況根本無須改變”的願望既拉平了對談的姿態，又讓兩人得以忘卻 “采訪者與被采訪者”“偶像和擁躉”甚至 “作者與讀者”的身份，以朋友間的方式進行溝通。更重要的是，這一次溝通是雙向敞開自我的過程。
無論是華萊士所宣傳的書籍《無盡的玩笑》的主題，還是他長年與抑鬱症抗爭的經曆，抑或是利普斯基造訪時的現狀，這些都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 “孤獨”。這是利普斯基憑借記者那敏銳的嗅覺和作家的專業素養迅速捕捉到的信息，它構成了訪談的主題。這個主題使得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也讓這場訪談具有持續下去的可能。
有關 “孤獨”的主題在美國當代文學中並不陌生。華萊士的好友喬納森·弗蘭岑在散文集《如何獨處》中對孤獨有過全麵的展示。而從利普斯基對華萊士的訪談中不難看出，弗蘭岑對於華萊士的孤獨，除了出於友情的關懷之外，更多的是一種客觀、冷靜的描寫，華萊士更像喬納森筆下的一個人物。而對於華萊士本人而言，孤獨是始終伴隨在他身上的 “症狀”，就像投射在路麵上的影子，有時在身後，有時在腳下。更可怕的是，它也會落在前方，永不缺席，就算遲到，也會及時補位。利普斯基在企圖捕捉這種 “孤獨”時遇到的問題接近於保羅·奧斯特在其頻繁出版的各本回憶錄中揭示的困惑：孤獨一旦被言說，是否還算是孤獨？
具備專業素養的利普斯基在訪談伊始為了保障采訪內容的客觀性，的確做到了盡可能地不去幹預被采訪者華萊士的狀態。但隨著訪談的進行，讀者可以發現，對這種 “不幹預”感到不適應的恰恰是華萊士本人。兩人相處時，華萊士往往顯得較為平和。但一旦到了公開場合，有第三者或者更多的人在場時，敏感的華萊士會迅速地意識到利普斯基的存在。無論是在華萊士的課堂，還是在書店宣傳現場、朋友的家中，華萊士總在刻意地尋找利普斯基存在的痕跡，並會時不時地提醒利普斯基盡其記者的 “本分”。這使得整個對話顯現出一種古怪的反諷性：孤獨並不是誕生於獨處時後知後覺的傷感，而是他人在場時即時即刻的敏感。這種對孤獨的自省乃至自嘲，不僅構成了華萊士撰寫遊記、評論時獨特的風格，也構成了華萊士獨特的幽默感。讀者可以借助這部采訪錄，尋找到閱讀華萊士一係列作品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