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來拜訪的警方負責人看起來很隨和，臉上總是掛著謙和的笑，談吐也是彬彬有禮。隻是每次溫良想拐彎抹角地打探案情進展時，都被他不動聲色地轉移開話題。更讓溫良不安的是，他苦心布置的一切和得意的神來之筆並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警方把案發時間鎖定在晚上七點到十點之間，不厭其煩地打聽薛仲林的人際關係以及近來他參與的項目、合作，還有一搭沒一搭地問起公司的股權分配，他們似乎已經認定這是一起因利益不和引發的謀殺案，而不是街邊闖空門的小賊造成的一起意外悲劇。
這可就麻煩了呀。溫良強作鎮定地送走客人，隨後癱倒在沙發上。溫良擔心的倒不是警察懷疑自己，畢竟他們沒有直接證據，他經常出入薛仲林家，在現場找到他的指紋腳印都說得通。作為合夥人，他們的關係至少在外人眼裏是非常和睦的，也沒什麼金錢、公司控股權一類的糾紛。這些，溫良心裏有數。
可是，任由警察圍著薛仲林的人際關係展開調查，隔三岔五地在公司裏進進出出，總不是個辦法。一旦他們深挖下去，難免有人會想起什麼，把他們引向薛仲林死前調查的那件事。一旦那件事曝光，自己兩三年的努力將徹底化為烏有，未來也會變得毫無希望。不行，得想辦法把警方的視線引開。可是該怎麼辦呢？
一個下午溫良過得心不在焉，開著會，看著文件，和客戶通電話，他腦子裏都會時不時跳出那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該怎麼辦呢？心裏有疙瘩，辦什麼都覺得不順。還沒到下班時間，溫良便匆匆離開辦公室，跑到附近某家常去的葡萄酒會所躲躲清淨。兩杯赤霞珠下肚，他突然想起一個交往不久的情人提到過，知道一些人可以替人消災。
抱著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想法，溫良軟磨硬泡地要來一個聯係方式，發了一封郵件。幾個小時之後的深夜，一通不顯示號碼的電話打到他的手機上。對方提出的問題讓溫良覺得透著幾絲意料之外的怪異。
“你殺了你的合夥人嗎？”變聲器發出的電子音一字一頓有些滑稽。
“沒有，當然沒有！”溫良辯解，“我和薛仲林沒仇沒怨的，沒理由殺他。再說啦，他認識好幾個投資人呢。這一出事，我們公司日後融資的事都有麻煩。我沒必要給自己下這樣的絆子。”
“薛仲林死的那天，你們見過麵。”
“我對天發誓，我離開時他好好的。”反正世上沒有神，就算說天打五雷轟也無所謂。
“離開他家後你去了哪兒？和什麼人在一起？”
“我回公寓了，就我一個人。那天半夜開始下大雨，城裏都淹了，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薛仲林老婆從國外打來的電話，說警察聯係她了。”
“一個人。你的家人呢？”
“我太太身體不好，這兩年一直住在郊區的療養院。”溫良表現出失意和適度悲傷的語氣。一個關心老婆的男人，應該不會讓人聯想到殺人犯吧。
“所以在警察確定的案發時間裏，你沒有不在場證明。”
“我沒殺人。”溫良強調，“聽說你們能……”
“你為什麼不找個人幫你做不在場證明呢？”對方好像自言自語一般，“比如公司裏的心腹員工。”
“我……”溫良本想說員工怎麼能信得過，但他知道對方這是在試探，自己不能出錯，“我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以為薛仲林的死隻是入室搶劫。”
“但是你如今想得挺多了。女人呢？你老婆病了那麼久，你在外麵總有一兩個女人吧。不能替你做證？”
“我並沒有殺人。找人打掩護就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其實溫良想過找人做證這件事。他在外麵確實有情人，還不止一個，不過這事最麻煩的不是掩護會不會被警察戳穿，而是婚外情絕不能讓別人知道。
這幾年公司的業績不好不壞，在南方的項目大部分要靠大舅子提攜。老婆生病這幾年，溫良一直憂心忡忡。他知道那些昂貴的藥物和補品，那些進口的、傳統的療法，隻能延緩她生命逝去的速度。本來嶽父家就對自己諸多看不上，隻是照顧女兒的麵子才肯幫忙。一旦這棵大樹倒了，溫良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裏乘涼。所以在三年前，他決定要未雨綢繆，為自己的將來做些打算，沒想到本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半路卻殺出了個較真的薛仲林。在這個節骨眼上，如果婚外情被抖摟出來，可比殺人嫌疑嚴重多了。警察並不能坐實他是凶手，嶽父家卻可以想辦法讓他在生意圈裏寸步難行。
“你的意思是，我該找人替我做證？我覺得行不通。”溫良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意思，並且想要從他身上探聽到什麼。他甚至開始後悔不該找這莫名其妙的人，此時隻好硬著頭皮勉強對付。
“你是個聰明人。”電子音仍舊不緊不慢，“找人做證確實行不通。本來作案時間就是個很寬泛的時間段。如果警方認定你是凶手，就算你能證明你整晚都和別人在一起，他們隻要把作案時間往後延展一兩個小時，一樣可以抓你。”
“不會吧……”溫良將信將疑。警方會那樣做嗎？他不知道。“那我到底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