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之謂，經見於文學作品類，不大為我黨史專業者用。或謂其隨意，有調侃嫌。蓋靈活有餘，而嚴肅不足。幾年前，於光遠先生曾提出，應在黨史刊物上辟一“故紙堆”欄目，專門介紹散見的黨史資料、黨史文物。後來龔育之先生也有《大書小識》問世，十分精彩。我以為，兩位前輩實際在提倡一事一記、有質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黨史研究活潑起來。
本文寫成“雜談”，實在是個意外。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和福建省委黨校聯合舉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新進展”學術研討會，安排我作“國外研究中共黨史新進展”的發言。慚愧的是，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係統考察過國外中國研究的狀況了。因而，實在難談“新進展”。情急之下，便謅出這篇“非鹿非馬”的東西來。成文之後，視之以友人。友人說，你這個東西入不了“正流”，隻能叫“雜談”。這一下倒給了我啟發：黨史不能老是“板”著麵孔，需要一點“雜談”才好。
下麵就是我的三則“雜談”。
一、關於“漢學”、“中國研究”以及“國外黨史研究”的區別
首先，我要質疑“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這樣一個概念。實際上，外國人對中共曆史的研究，圈子十分窄小。套用胡傳魁的話，是“攏共隻有十幾個人馬，七八條槍”（總共不出幾個學校、幾個教授）。圈子既窄小，數量就有限，且在既定概念上同我們並不“接軌”。這是中外學術體製不同帶給我們的差異。本則“雜談”，即想考證一下這個問題。
通常我們所說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國。美國的“中國研究”人數最多，機構最多，經費也最充裕。但真正研究中共曆史的人，寥寥可數。所謂“中國通”（D），大多不是專門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研究興趣。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同。既然如此，我們如何來解析美國的“漢學研究”、“中國研究”以及“中共黨史研究”這三種說法呢？（因題目所限，這裏不談歐洲、俄羅斯、日本和澳洲。那裏倒是有一些比較“正統”意義上的“中共黨史研究”者。）
在我看來，“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這個概念，可能是我們國內學者“創造出來”的。在美國，並沒有“中共黨史研究”這個專業。比較規範的說法，其實隻是兩種：“漢學研究”和“中國研究”。“漢學”研究似乎好理解。它更“古董”氣一些。麻煩在於，在“中國研究”之外，又出現了一個“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而且，它們常常是被我們“混用”的！這就需要我們先對學術概念做一個辨析。
“漢學”（SINOLOGY），在英語國家中是有它特殊含義的。從詞義上說，它應是專門研究中國的學問。涵蓋範圍應該很大，把舉凡中國的一切研究，都包含在之內。但是，在英語世界中，“漢學”實際被定義化了，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國研究”有很大的區別。在內涵上，它類似於諸如“埃及學”（EGYPTOLOGY）這樣的學問。杜維明教授說：漢學的“重點在研究世界上業已消失了的文化，並力圖恢複其曆史原貌，所以傳統漢學是一門專業性很強且又十分冷僻的學問，所需基本功難度極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變文的發現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漢學界的大事情）方麵的原始資料，而且語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漢語外，還要掌握多種極難解讀的語言，如蒙文、滿文、西夏文、鮮卑文等。從事這種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貴族家庭，沒有經濟考慮，投畢生精力精雕細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會長期資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沒有現實性，不問家國天下事，是一門純粹的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是否有“純粹”之說，這裏姑不論。可“漢學”研究的確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研究”，當然更不是“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則可以定論。這裏的關鍵，在“完全沒有現實性”這幾個字。即它是徹頭徹尾的“古董”型學問。如果說得形象些，它與“中國研究”之間的不同，或可比喻為我們“古代史專業”“古文獻學專業”與“中共黨史專業”的區別。但“漢學研究”在西語世界中源遠流長，它在研究指向和研究對象上，給後來的“中國研究”以隱性影響，則也是肯定的。人們對中國的興趣和探問，都可能從這個艱深的學問上得到引領。
現在我們最常說的“中國研究”，卻不是為研究“古董”而創設的。它在美國出現的時間，準確說是二戰之後。它的起源，是戰爭中的“敵情研究”。所謂敵情，是針對著戰爭對手的。戰爭使關於對手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曆史的研究有了必要。如二戰中美國對日本的研究，冷戰時期對蘇聯的研究，朝鮮戰爭時期對中國的研究等等。開始，這種研究是從訓練語言人才入手的。因為戰爭需要破譯敵人的密碼。而密碼的破譯，則需要通曉敵方語言的人來操作。美國在四十年代通過了《國防法案》（）。規定對六種關鍵性的語言培訓撥款。中文即其中之一。由此，用於中國研究的款項也源源不斷。盡管這種語言培訓後來漸漸演化為社會性研究，但這種研究已不可能再走“漢學”研究的道路。它是一種地域性、帶有現代需要的研究。
這其中一個開拓性的人物，就是費正清（JOHNFAIRBANK）。費正清可以說在兩個方麵使美國的中國研究“現代化”了。其一，他使中國研究成為與現實密切相關的學科；其二，他強調研究中國一定要研究中國現代史。從這一意義上說，費正清是“漢學”與“中國研究”兩者之間的“中介”。費正清自己的研究，即從曆史開始。他用湯因比的“挑戰應戰”說，來觀察整個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史，提出了中國曆史的“循環論”。在其晚年，他將研究的興趣指向了新中國，且著述不斷。他的最後著作，就名為《中國新史》。
費氏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現在已是美國或英語學術界卓有影響和建樹的人物了。盡管，學生們不太同意老師的理論，後來用“中國中心說”取代了他的“挑戰應戰論”、“曆史循環論”，但他們仍是費氏中國研究的繼承人。像傅高義、馬若德、柯文等等，都秉費氏的衣缽而建樹了自己的一套學問。費氏的中國研究，蔚成學派。他們強調的是，以多學科和多角度來對一個地域進行考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等等。中共的曆史和人物，隻是這種多學科地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國共產黨和毛的起源》（ANDTHERISEOFMAO），實際就是寬泛概念“中國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就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整體的特殊性所進行的研究。它提出的中共“異端”說，即認為相對於蘇聯等所謂正統的共產黨說來，中共是“非正統”，從而表現為“異端”的結論，產生於對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所與生俱來的社會特性的考察。從根本說來，這是一個社會性的研究，而不是我們概念中的“中共黨史”。他的這個結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人對中共的認知方麵，具有廣泛影響。
說到這裏，我們大約可以對“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這一概念，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判斷了。說到底，它隻是流行於美國（現在是世界性的說法）的“中國研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麵。即使有人專門做所謂的“中共黨史研究”，他在美國人那裏，其實也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而不是我們概念中的“中共黨史專家”。從學術體製上說，他們沒有“中共黨史”這樣一個門類。這在美國，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在對象上，西方人對中共執政之前問題的研究，有些類似於我們的“中共黨史”，那麼，對於1949年以後中國諸問題的研究，則突出表現為對“國家”的觀察，而不單是“黨”的活動了。這種現象，有點像我們至今也沒有完成的，在學術規範上對“黨史”和“國史”的區別。
例如，對新中國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研究，數量就非常大。就其專業類別而言，它們更接近於經濟學。因為它們多是在闡述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時，利用曆史所提供的例證，而非曆史本身。這往往同我們黨史學者有“隔行”的感覺。但無疑，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是值得我們深入了解的。又如，中外關係的研究，特別是中美雙邊問題的研究，是美國學術界持續性的熱點。有時，它甚至成為當代中國研究中最“搶眼”的課題。在實質上，中美關係或中國對外關係，既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又是國際政治學者的關注對象，處於“交叉”的邊緣地帶。雙方都在“搶占”這一塊領域。關鍵是看誰掌握的“學術資源”更多。在史學和國際政治學者相交的這個點上，還時常出現史學方法和政治方法的齟齬。這當然並不奇怪。問題在於，國內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往往過於拘泥，對這樣的課題參與不多，似乎這隻是國際政治學者要做的事情。結果把一大塊“陣地”留給了別人。其實，國內的中共黨史學者占有極大的學術資源，應該在這個“交叉”地帶作出成果。因為，中國的政治體製，使她的外交根本無法離開國內的政治經濟變動。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從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發生的。不懂得國內政治經濟變化，就無從解釋中國的對外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