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前，正當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中國戰場開始轉入反攻，酣戰太平洋的美軍同日軍展開逐島激烈爭奪之際，一個由一小隊美國軍人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使團，從重慶機場悄然起飛。他們一路向西向北，飛往中國那蒼莽而神秘的黃土高原。盡管，這些用美國一個俚語——“迪克西”——而命名的使團的成員們，並不是最先抵達中國“紅色首都”延安的美國人，但他們卻是第一批受美國軍方，甚至是受美國最高決策者正式派遣而來的使者。
在使團當中，有一位身材頎長，會講中國話的年輕人。他雖非美國職業軍人，但也身著美軍軍服。顯然，當時的他並沒有意識到，在他的腳一踏上這片渾黃色土地的時候，他以後一生的命運也就同它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他，就是本篇訪問記的主人，當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的約翰?謝偉思先生。
這是半個世紀後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
作為中央電視台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大型係列片《勝利》的撰稿人，我有幸同我們的電視采訪小組，在美國舊金山訪問了謝偉思先生。
舊金山灣溫暖的海流，給美國西海岸這座大都市帶來了得天獨厚的氣候環境。這裏四季如春，終年綠草成茵，花木扶疏。在灣區起伏的半環形山脈上，錯落有致地排列著各種造形不同，顏色迥異的建築，它們宛如點綴在一片碧綠中的花朵，給整座城市增添了嫵媚和幽雅。
當我們如約到達位於奧克蘭區謝偉思先生居住的老年公寓時，老人已先於我們在門廳中等候了。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已屆86歲高齡的耄耋老人，依然是健碩的體魄，依然是機敏光亮的眼睛，依然是幽默而充滿智慧的外表。我們幾乎是不用介紹，就徑直走上去同他握手的。
對謝偉思先生，我是心儀已久的。還在大學和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我就曾對抗日戰爭勝利前夜國、共、美三方複雜的政治關係史發生過濃厚的興趣。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係到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一個曆史關節點或時局轉換的樞紐。自然，要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便無法回避迪克西使團，無法回避謝偉思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此外，謝偉思個人的經曆和遭際，也是我曾經十分關注的。應該承認，這位出生在我國四川省成都市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在中國度過了自己青少年時代16個春秋的美國政府官員，在他的赴華使命中，是盡心盡職為美國國家利益工作的。然而，為了打敗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意識形態觀念不同，價值觀存在很大差異的人們，是可以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去戰鬥的。那些差異並不妨礙人們成為戰友和朋友。另外，不管來自哪個國度的人，在真、善、美以及其他社會道義原則問題上，應該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他總會客觀而公正地評價、判斷眼前的事物，從而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
而謝偉思先生在華的主要使命，便是一種類似於觀察員式的工作。他的任務是把自己對於中國戰局的發展、中國各政治力量的狀況、中國未來前途等等問題的見解，向美國的國務院作出報告。由於謝偉思先生諳熟中國語言文字，能較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發現隱藏在外部表象後麵的真實，因此，他提出的報告往往直言不諱，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是抗擊日軍的主要力量。這個政黨是有生氣、有遠見的，她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是蘇聯人的傀儡，而是具有勃勃活力的，真正有前途的革命力量。
他的這些結論，自然有忤於美國國內一些“大人物”的看法。1945年4月，他被赫爾利調離中國。6月，因涉嫌所謂的《亞美》雜誌間諜案而被捕。但是，大陪審團終以20∶0否決了對他的指控。然而更不幸的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由於冷戰的原因，美國國內右派勢力甚囂塵上，他們把所謂“丟失中國”的“罪名”加在謝偉思等這些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國工作、對中國狀況作出過正確反映的官員們身上。參議員麥卡錫操縱國會調查委員會，對謝偉思等人橫加迫害。1951年9月，國務院竟在調查結論無罪的情況下，辭退了謝偉思的公職。這使這位職業外交官的生計陷入了困境。他為此不得不到紐約一家蒸汽機製造公司謀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國輿論一直這樣評論：謝偉思是麥卡錫當政的那個美國曆史上最黑暗時代中受到最嚴重傷害的人。如果政府早些聽了謝偉思的意見，如果美國當時對中國及其共產黨采取現實的政策，那麼，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朝鮮戰爭，戰後的中美關係也可能會大為改觀。
我同謝偉思先生的交談，自然要從他參加迪克西使團前往延安，以及在此前後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觀察開始。在我們的攝像機麵前，先生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唯一遺憾的是，先生已經不能直接操漢語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先生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在史迪威將軍的指揮下，在中國戰區積極作戰。但他們越介入中國戰場，就越需要了解中國的軍事、政治狀況。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院於1943年派出數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將軍的司令部做情報工作。先生告訴我，他便是這些外交官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