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是蘇東坡與秦少遊爭論“虱子是什麼做的？”時，佛印禪師為他們兩人下評語所吟的詩偈。多年來，我一直朗朗上口，對於其中“皆大歡喜”的意境心儀不已。直至數年前，在吟誦之際，才驀然覺醒：這不正是我向來做人處事所抱持的原則嗎？
回想起來，早在三歲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歡喜”的性格。那時家境不好，一片供過佛祖的糕餅、一塊路上揀來的奇石，我都如獲至寶般，與玩伴們共同分享。每逢年節，我拿不動家裏的糖果罐，往往使盡力氣，把它拖到庭院裏，邀請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一起過來吃糖，街坊鄰居都取笑母親養了一個傻兒子。我那時還不懂得大人們持家艱辛，隻是看到大家吃得歡喜的模樣，就打從心底高興起來，所以樂此不疲，也就顧不得別人的椰榆了。
十二歲時，我入寺出家，雖然過著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處事“皆大歡喜”的原則，未曾稍改。後來，我沉潛佛法日久，慧解與實踐相互印證，漸漸體悟到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喜舍、愛語利行，正是要眾生“皆大歡喜”，於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終不偷。
在多年的參學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親人，而總是想盡辦法，讓大家利益均沽，“皆大歡喜”；我未嚐因小禍而加害於人，反而寧己受苦，使眾人免受責難。遇有好文，我傳遞閱覽，和同門學侶共賞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轉告四方，與同參道友互相勉勵。老師處罰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眾受責；同窗受到欺負，我也自動前往關懷，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初時在寺院裏從事雜役，每於工作之餘，閱藏撰文，後來發現不為寺眾所認同，雖然心中對於時人之貶抑文教，深感不以為然，但是為了讓大家“皆大歡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勞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燈夜讀。平日我隨眾學習客家語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我為他即席翻譯，使當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來，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場法雲寺擔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應邀來到宜蘭弘法，以現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來寺學佛共修，他們的活潑好動，不能為老一輩較為保守的寺眾所見容，於是我時時居中協調，讓老少都能“皆大歡喜”。直到現在，慈莊、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談到往事，還常常津津樂道地提及當年，愛姑每次總是隻煮一碗素麵端到我麵前，並且當眾言明是給我吃的。每次我都聞言不語，等到她走了以後，才分給大家同享。時光雖已不複倒流，但是歡喜之情卻能永駐人心，成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憶。
及至來到高雄，建設壽山寺，開創佛光山以後，雖然追隨我的徒眾日益增多，“皆大歡喜”依然是我待人處世的圭臬。如果弟子隻盛一碗飯，放到我麵前，而別人卻沒有，或者侍者等到訪客走了以後，才煮麵給我吃，我都會麵有慍色。
不僅如此，即使是年紀再小的徒眾、徒孫前來請法，我也極盡“地主之誼”，招呼他們坐下、喝茶，請他們一起用餐、觀景。有時遇上一些反應遲鈍的徒眾，聽我叫了好幾聲，才“依教奉行”，旁邊其他弟子看不過去，往往說道：“師父！您不要管他！”雖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歡喜”的性格實不易改。徒眾常說我是“倒駕慈航”，我實在愧不敢當，自忖與觀世音菩薩的拔苦予樂、普度眾生相去尚遠，不敢媲美，但願以為模範，常隨效法。
為了四處弘法的方便起見，十餘年前，徒眾建議我以車代步，在購買時，我總是在經濟範圍許可下，盡量選擇容量較大的。近年，在舊車淘汰換新時，我幹脆買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載卡多”，希望給予更多人歡喜與便利。
有一次，我參加佛學院學生的結業旅行，環島巡訪各別分院時，我舍專車不坐，而和同學一起改乘大巴士，從第一車輪流坐到第四車，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談話的機會，好讓師生們“皆大歡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無法休息，往往好心勸阻，我向來不逆人意，但是對幹這些違背我個性的諫言，也隻有心領了。每次出國弘法，我總不忘記沿途購買禮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眾，與大家分享旅途種種經曆趣聞，然後舉行摸彩抽獎，讓大家人手一物。雖說各式禮物均非昂貴之品，但是透過輕鬆的聯誼場麵，希望大眾都能從中領會“皆大歡喜”的意義與價值。
早年在北部宜蘭布教時，南部的信徒請我前往說法，雖然路途遙遠，為了讓信徒們都能“皆大歡喜”，我不憚舟車勞頓，來往於南北之間。後來，在高雄開辟佛光山後，又應北部信徒的請求，在當地建立別分院。有一天，曾經幫我設計殿堂，籍屬客家的工程師謝潤德居士向我抗議：“您為什麼隻在閩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沒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就在桃園、新竹、苗栗、頭份等地陸續設立道場。不多時，東部的信徒也頻頻邀請我們前往建寺，屏東、潮州、花蓮、台東等地的講堂又於焉興建。當別分院在台灣各地一一成立時，海外僑民又一再陳情，希望我們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饑渴，就這樣，在“皆大歡喜”的理念之下，“無心插柳柳成蔭”，佛光山的標幟竟然在全球樹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