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在洛杉磯主持國際佛光會成立大會時，以“歡喜與融和”為主題發表演說，獲得在場中外人士一致讚同。會後，許多人很好奇地問我：為什麼會想到這麼一個美妙而又深切時弊的主題？其實，“將歡喜布滿人間”是我從小到大對自己一貫的期許，多年來實踐的結果，我深深感到：惟有人人布施歡喜，才能相互融和，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理想才能達成。
記得我童年時，家鄉生活貧苦，常常見到左鄰右舍的人家動怒吵架。出家以後，我又時時目睹一些同道給人難堪。及至弱冠，走出山林，從事弘法活動，接觸社會百態，更是經常看到一些人以磨人為樂，以損人為快。對於這些情形，我深以為憾，故自幼至長，一直立誌要將歡喜布滿人間。
八九歲時，每當家人出門以後，我就開始整理環境，不但將家裏打掃得窗明幾淨，纖塵不染，還鑽到爐灶裏，把草灰全都耙出來。蹲在水溝邊，將樹葉汙泥掏幹淨，並且煮好飯菜等候家人回來。每次看到他們一進門驚喜的神情，心裏也不自覺地高興起來。
十二歲那年，我剃度出家，旋即進入佛學院讀書。在課餘時，我不但發心從事典座、行堂、司水、香燈等工作，而且總是想盡方法，做得盡善盡美。凡是別人不願做的苦差事，我也都自動前往處理。十年的叢林參學生涯，在服務奉獻中，我獲得甚深法喜，在給人歡喜上，自己也有了更進一步的體會。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盡管身無長物，食宿無著，然而把歡喜帶給別人的念頭未嚐稍減。當道友失意時，我鼓勵安慰；當同參病重時，我前往照顧。看著大家從苦難中站起來，在困厄中成長，我同感喜悅，也深深地體悟到：給人歡喜不一定是物質上的往來，最重要的是自己肯用一點心意來和別人結緣。
由於過去在叢林裏與世隔絕，乍然來到人群社會，頓感手足無措，見到了陌生人，也不知道如何啟齒談話，於是我在寺院中默默地從事苦役，服務寺眾，在閑暇時，我閉關閱藏，努力撰稿。借著勞力辛苦與文字般若，我不但將佛法的歡喜散播給周圍的人，也傳遞給十方大眾。
一九五一年，來到新竹弘法，最初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但是仍舊筆耕不輟，經常通宵達旦。每次拿到稿費，我總是購買佛珠、項鏈及佛教書籍，送給前來學佛的青年，希望他們不但將這份法喜放在心上，也傳播給四方親友。
四十年前的台灣，可謂戒備森嚴，我們的行動也是備受限製。
記得我剛來新竹時，警察局每天都派人跟蹤在旁，寸步不離，甚至離開寺院山門，都要先到派出所告假。我因為一心一意弘法利生，並不以此為意。後來，派出所辦的民眾識字班每天寫傳票要民眾上課，而學生卻寥寥無幾，派出所不得已，就叫我們代為辦理。因此我也不揣淺陋，每天前往教導民眾學習國語，第一天隻有十餘人參加，沒想到第二天以後大家奔走相告，居然來了兩百多人，將講習會的一間大教室擠得水泄不通，此後，每天聽課的人數有增無減。警察因此對我刮目相看，日後就不派人監視，上街也不要我請假了。此無其他秘訣，隻是我上課，不但教民眾國語和識字，還講些故事寓言，把歡樂布施給大家罷了！想到當初我隻是憑著給人歡喜的一念心意，與大眾結緣，沒想到卻使得自己獲得意外的自由，在驚喜之餘，我更確信佛法中的廣結善緣，實在是至高無上的真理妙諦。
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蘭，除講經弘法外，我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寫稿，四家電台撰寫廣播稿，經常連夜趕寫，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親自送到郵局寄出，才回寺禮佛做早課。
我同時又在寺內增設中文補習班，除了教學之外，還發心修改學生們的日記、作文，用心地為他們講解寫作技巧，分析為文得失。其實我也所知有限，隻是教學相長，但見學生們每天都帶著興奮的心情來上課，拿到我改過的文章，上麵紅筆畫的圈圈點點，也都迫不及待地反複咀嚼。當年的學生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後來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為喜歡撰寫文章而進入佛門，多年來，他們在佛教文化上奉獻良多，度眾無數，可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