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世間的道路，前人走過的足跡，後人可以依循著前進；但是人生的旅途上，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路要走，必須靠自己“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走出去”，才能走出自己的前途。
我出生在江都一個淳樸的農村家庭，由於故鄉民風保守，十二歲之前從未出過遠門，不但未曾見過火車，也沒有看過汽車。雖然家鄉距離運河很近，偶爾有小帆船在運河上來去，但我是直到十二歲出家之後，才見到汽艇，才知道有火車。
說來不怕人見笑，記得生平第一次見到火車時，簡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等稍一回過神來，才對著身旁的母親大叫：“不得了了，房子在動！”
我就是在這樣閉塞的環境中長大，直到出家，在南京棲霞、鎮江焦山都沒有用過電燈，甚至二十三歲到了台灣，最初在中壢、新竹，也沒有電燈可用，一直到二十七歲應邀在宜蘭雷音寺弘法，才有一盞佛前燈可以共用。
由於生來就很閉塞，自覺在人生路上能幫助自己的，除了雙手和雙腳以外，別無其他。尤其這一雙腿，一生跟著我走路，不但陪著我走遍台灣各鄉鎮，同時也走遍了五大洲。
說到走路，我從一九四九年行腳到台灣，便注定了我的命運就是要行走大地，也展開了我行走地球的腳步。因為我到台灣後，第一個駐錫的道場是在台灣最東部的宜蘭，但我附帶的工作必須到南部的高雄壽山寺弘法。
在當時，這一條路往來一趟，即使坐火車也要十幾小時以上；由於我每個星期都要花那麼多的時間乘車、走路，因此就安慰自己：你看，我每周都從宜蘭，那是台灣的東部，象征“福如東海”，走到南部的壽山，不就是“壽比南山”嗎？我晨在“東海”，夕在“南山”，“福壽”是路，所以我應該走好“福壽”這條路，應該好好發揮福壽的功能，好好創造生命的價值才對。
當然，人生也不能死守住一個地方，因此我剛到台灣時，就從南到北、由北到南，幾乎走遍了每個鄉鎮。我曾在台南長住了三個月，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當時的台南還是一片漠漠黃沙，正在開發海埔新生地。後來有機會住在新竹青草湖，新竹是個“風城”，以風大而出名。相較之下，我寧可有“風”，不要有“沙”，所以覺得人生一路走來，還是很有進步。
在新竹兩年後，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蘭。宜蘭又是一個多“雨”的地方，想到自己最初在台南與“黃沙”奮鬥，後來在新竹抗拒“大風”，再來到了宜蘭則是飽受“雨水”的困擾，因此我曾在一篇日記上寫道：“人生本來就是‘塵勞’，避開沙塵不談，我現在從‘風城’到‘雨港’，人生不就是這樣的充滿‘風風雨雨’嗎？”
盡管人生充滿了風雨，盡管當時可以說是兩袖清風，囊空如洗，但對佛教、對掛單的常住，也不能不發心盡一些義務。隻是每次出門，身上一文不名，連公車票都買不起，所以隻好拿出在棲霞山所練就的走路功夫，用雙腳行走各地，來為大眾服務。
說起我的走路功夫，我到台灣之前，也就是在大陸的最後幾年，經常在棲霞山和鼓樓的新街口兩地之間來回往返，靠的都是“十一號”的雙腿走路。印象最深刻的是，師父經常拿出一封信，叫我送一下，我就得走上一天的時間。由於時常來來去去，走的路多，往往走到鞋底都磨得沒有了，隻好弄一塊板子，用繩子扣在腳上走路，因為有一個鞋麵，才不會有失出家人的威儀。
另外，我到台灣的前一年，居住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一麵當小學校長，一麵利用假日幫師兄到外麵應付經懺佛事。當時很流行一句話：“先走十裏，再問齋主。”因為外出做佛事，都要走很遠的路，因此我時常半夜就出門，手上提個燈籠，隨身還要攜帶一根棍子，以防狼狗襲擊。常常是走了百裏之後，再問那戶人家住哪裏，多數也都能順利找到。
到了齋主家，一堂焰口一兩小時放完之後，回到大覺寺已是半夜三更了，第二天一早還要上課。因為經常如此走慣了，走路對我來說，已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所以在我初到台灣時，掛單在中壢圓光寺，三兩天就要拉著手拉車，走過黃泥土的小路，到市場備辦全寺的糧食用品。這份差事對我而言，也是駕輕就熟，不覺得太吃力。
回想起那個時候，我總在早晨四點起床，花兩小時走路到中壢市集。這時才六點左右，天剛蒙蒙亮，攤販們大都還在睡覺，我經常走到市場門口，對著他們叫：“起來，起來，我來買菜了！”
當我買好了菜趕回圓光寺，接著便開始打掃庭院、清洗淨房、打水供大眾漱洗，完全不覺得幾小時的走路有什麼辛苦。不過對一個出家人而言，走路是很有用處的，走路，山河大地才會美麗；人生唯有“走出去”，才會有發展；即使佛教的淨土，也要一步一步地去走，才能到達。
因此，在我掛單圓光寺期間，偶爾也到中部參學、服務，諸如後裏、銅鑼、通霄、苗栗、山崎等，甚至還曾在竹東的五指山，和一位老道周老先生，在山洞裏盤桓數日。當時周老先生擔任台北指南宮的董事長，他邀請我有空到指南宮的“祈夢室”去圓夢。但我很辜負這位老人家的期望，一直到現在，這場夢都沒有圓成。
後來，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我自願到苗栗法雲寺，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在八十多公頃的林地裏，每天必須山前山後巡視，不許別人偷采竹筍，或是偷砍竹子。我行走在山坡路上，可以說如履平地，毫不費力，甚至本來不會穿日本的木屐，但因為沒有鞋子，隻能把木屐當僧鞋穿。由於每天不斷地來回巡山、走路，原本一寸多厚的木板鞋底，常常穿到全都磨平了，才不得已丟棄。但是前麵的皮帶舍不得丟，也不能丟，因為要換到另一雙木屐上，再繼續使用。
就這樣白天巡視山林，在山中行走一天下來也不覺得累，仍然體力充沛，精神旺盛，所以有空我就提筆寫作，《無聲息地歌唱》一書，就是在巡視山林的空當中，在工寮裏完成的。
甚至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壽山寺開辦佛學院，有兩位美濃朝元寺的學生很熱情，因為之前我在新竹佛教講習會曾經短期教過他們，所以經常邀請我到他們的寺裏指導。那時候生活單純，得空時我就從高雄苓雅寮，行腳走路到美濃竹頭角大雄山的朝元寺，單程一趟就要一天的時間。
我經常在這一條路上來去，走了不下幾十回，因此奠定了我對走路的愛好，也深覺走路可以走出體力、走出用心、走出思想、走出眼界。後來佛光山開山二十周年時，曾經舉辦過一次為期一個月的“南北行腳托缽法會”，當時我就提出四個宗旨，勉勵大家要“走出國家富強的道路，走出社會和諧的道路，走出佛教興隆的道路，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走路和登山一樣，都是鍛煉體力、開闊視野的最佳運動。在佛光山的信徒及熟識的社會人士當中，有不少人都熱愛登山，偶爾也聽他們講說一些登山的心得。
我對登山雖然沒有像他們一樣，有著征服自然的體會，但由於好奇，也曾經登過台灣的一些小山，諸如豐原的八仙山、宜蘭的太平山、嘉義的阿裏山、花蓮與台東之間的玉山等，乃至其他一些山陵小丘，體驗“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快感。
在《自由青年》雜誌上，我曾看過一位台灣大學學生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他登上奇萊山，在數千公尺的山頂，俯瞰山河大地，極目曠野海洋，不僅感覺到大自然虛空的偉大，相形之下，更顯得人類的渺小。這時他想起自己的父母，雙雙都是台大的教授，但是經常為了不讓隔壁鄰居的汙水流經自家，就把水溝堵塞，為此與鄰居吵架不斷。這件事讓他很有所感，不禁懷疑，知識真能增加人類的和諧嗎？
其實我也有同樣的經驗與感觸。我於一九五七年住在北投普門精舍，隔壁鄰居是一位交通部的官員。我們毗鄰而居，偶爾我院子的樹葉飄到他家的庭院裏，他都掃起來之後又再倒回我的院子裏，並且還口出惡言。所以我對那位大學生的感慨，深能體會。
我那時雖然貧無立錐之地，隻能暫住別人的小屋，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原野不都與我為伴嗎？我擁有了宇宙虛空，天地不是很寬廣嗎？所以我感覺，世間上的一切，隻要我心中能包容它，它就與我同在，我就是個富有的人。因此數十年的人生，我沒有厭棄過世間，我想世間的一切大概也沒有厭棄過我，正是“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在台灣居住下來，山路走了不少，人事也接觸了許多，但人生總不能就這樣空過，因此我便想到要弘法。為了弘法，每次外出必須先到派出所請假，經過警察同意才能成行。盡管如此，在台灣好多的媽祖宮、城隍廟，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我第一次弘法，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廟。那是一九五〇年，我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每星期都應新竹佛教會玄深比丘尼之邀，到城隍廟上課一次。玄深法師是新竹壹同寺的住持，比我年長一些，出家前是名門的大家閨秀，生得十分端莊、高貴，平時不輕易與人交談。當時我從青草湖到城隍廟，走路要一個半小時，玄深法師看我這麼一個年輕比丘，人老實，也很發心，因此就主動騎腳踏車載我去上課，節省了我不少往返的時間。
說起來，我剛剛開始走上弘法之路時，真是“一步一腳印”，都是靠著雙腳走路，不敢奢想有交通工具代步。雖然在掛單中壢圓光寺期間，曾經得到信徒的資助，擁有過一輛腳踏車，得以縮短走路上街采購的時間，覺得方便無比。但因為自己技術不好，騎術不精，有一次不小心從一條數丈高的山坡路上，人車就如空中飛人一樣，一起跌到穀底。由於掉落時頭先著地，而且不偏不倚地撞上一塊大石頭，頓時眼冒金星、頭暈目眩，隻覺得天地都在旋轉。當時我心裏思忖著：這下子應該必死無疑！
不知過了多久，我坐了起來，仔細看看四周，黃土地上，累累的石子；溝渠岸邊，青青的草木，再抬頭仰望藍天，隻見白雲飄飄，心想：怎麼死後的世界，也和人間差不多！再定睛一望，不遠的地方，腳踏車已經摔得支離破碎，輪胎、零件散落一地。這時我才慢慢回過神來，發現原來自己並沒死，我還活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