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稱人為“有情眾生”，情愛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依“十二因緣”的說法，人因為有情愛，所以輪回生死；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的升華是慈悲”，慈悲是諸善之王，是佛道的根本，所以佛教並不排斥感情，而是主張要用理智來淨化感情，用慈悲來升華感情，用禮法來規範感情，用道德來引導感情。
佛教鼓勵夫妻之間要相親相愛，親子之間要互敬互諒，朋友之間要互助、扶持、惜緣，進而做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亦即將一己的私愛，升華為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因此，佛教的僧侶即使“割愛辭親，舍俗入道”，但並非無情；出家雖然舍棄世俗情愛，但因信仰、理念上的共通，讓彼此在法上互相提攜，這份“道情法愛”比起一般世俗的情義，實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佛門裏，尋常的日子同道之間並不時興口頭上的噓寒問暖；即便是和信徒來往，也隻是代表常住出麵接引信徒，照顧信徒，彼此純是“道情法愛”，而不建立私人之間的往來關係。這種淨化的感情看似無情，其實更為雋永。
對佛教的待人接物，雲門禪師曾有極為恰當的兩句偈：“莫嫌佛門茶飯淡，僧情不比俗情濃。”這是說不要嫌棄佛門中沒有人情味，僧情雖然沒有俗情濃厚，但是佛門重視的是“道情法愛”，如果你懂得在法上論交，在道上往來，就會發現其實是“俗情不比僧情濃”。對於這句話，在我初出家不久，便深有體會。
記得七十年前，我在棲霞佛學院就讀時，有一位甚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合塵法師，雖然年輕，但因他對學生極為慈悲、愛護，全班學生都很尊敬他，我和他之間更有過一段深厚的因緣。原因是在我剛出家的最初幾年，母親幾乎每年都到寺院來看我，我一見到母親，內心就感到不安，於是怨怪母親：“您又來做什麼？”
我把這種心情抒發在日記上，合塵法師看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我，他怪我這麼想是錯誤的，他說：“你的家人來此探訪，就是常住的客人，你不需要介意。”
這一番話讓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老師，因此非常感念他的愛護。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決定到台灣之際，也是他主動跟家師要了二十個“袁大頭”給我，並且和家師陪著我，三個人共進了一頓晚餐。這在我的參學生涯中，自認為是最為榮幸的事。
隻是到了台灣之後，一道海峽隔絕了兩岸，彼此就好比“天人永隔”，音訊全無。後來聽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批鬥，饑餓時隻靠捕捉青蛙、蛇之類充饑，想當然爾必定受了許多苦難。這時正值我在美國創建西來寺，落成之後特地為他辦簽證，邀請他和雪煩、明暘、惠莊、真禪、圓湛法師等過去跟我有間接師生之緣的長老，一起到美、加觀光，以感念他當初厚待我的情誼。
合塵法師老來安住在上海龍華寺，那段期間往返大陸不便，我隻能按月寄一些醫療費及零用金給他，聊表心意，也回報當初的恩惠。尤其有一次得知他重病，我特地托人把別人送我的一株長白山野參轉送給他。事後他請人帶信給我，說這一株野參的贈與，讓他又多活了幾年。遺憾的是他沒有等到兩岸互通就往生了，所以我們自從那次美國一別之後，就沒有再見過麵了。
相較之下，同樣在大陸一別六十幾年的學長智勇法師，我與他在二〇〇八年九月，還能有緣得以再見，就讓人感到無比的欣慰。
智勇法師是比我大兩歲的學長，但他的學問、能力，尤其口才、梵唄唱誦、佛學造詣等，都遠遠超乎我多倍以上。他長於文筆，每個月所寫的文章總不下數萬字；他的一手草書，龍飛鳳舞，有勝於書法專家。他不但文才超群，而且身懷絕技，雖沒有飛簷走壁的武功，但與他較量臂力，十人八人都不是他的對手。
在我年輕剛進佛門時，簡直視他為天人，對他非常崇拜，不但以他馬首是瞻，並且待他確如師長一般地做到“推衣解食”的地步。他為人非常嚴明、理智，有正義感，有承擔力，對我們一些小學弟嚴格要求，甚至不假辭色，但都無減於我們對他的崇拜。
我們先後進棲霞佛學院就讀，後來他先升學到焦山佛學院，偶爾跟我通信，寄來的都不是薄薄的一封信，而是厚厚的整本筆記本，總是洋洋灑灑數萬字，淋漓暢快地大談他的理想與見解。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正式接到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時，他卻遭到院方勒令退學。原因是他不滿當時的副院長，每天日記裏寫的都是“副院長哲學”。有一天日記被副院長看到了，在當時那個時代，當然容不得一個學生對師長冒犯，因此就將他開除了。
當時焦山佛學院是一所青年學子夢寐以求的學府，人人都想擠進去就讀，但是智勇法師卻“求仁得仁”。其實在他的學習生涯中，被開除幾乎是家常便飯，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後來我到宜興白塔小學當校長，他從上海應邀而來，協助我教授小學。這份工作對他而言，自然是“大材小用”，不過我們並不以職位論高低，隻想一起為佛教的理想奮鬥，所以就合編《怒濤》月刊，但其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由他執筆，我隻是附和而已。
一年後，由於國共戰爭的煙火蔓延到當地，我們生活其間感到難以平安。所幸我們編的《怒濤》月刊，發行之後擁有一些讀者，其中南京華藏寺的住持蔭雲和尚，看了雜誌後很是欣賞，因此把寺院交給我們管理，由智勇法師擔任住持，我在他手下擔任監院。不過因為我長得比他高大，經常出麵接待十方，外人往往誤認為我是住持。智勇法師對此一點也不計較，反而對我說：“幹脆你來當住持好了！”
我們進住華藏寺之後，便著手於佛教改革複興運動，和一些從事經懺的舊僧展開一場奮鬥。原本以為可以輕易整頓成功，但事實積弊已深，舊僧的勢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的，加上時局愈來愈緊張，到處戰雲密布，智勇法師於是起意要組織“僧侶救護隊”來救濟傷亡的軍民。原先預計招募六百人，但經過四處奔走，結果也隻找來三百人左右。
後來不知怎麼的，他打了退堂鼓，想要放棄。這時我說：“怎麼可以，你已經籌備那麼久了，怎麼能放棄？如果你不做，就由我來做！”
當時我已擔任華藏寺住持，因此作了這樣的決定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現華法師來當住持，接著聯絡孫立人將軍。當時孫將軍遠在台灣的鳳山，擔任第四軍官訓練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回複說，如果我們能到台灣，他會全力支持。
就這樣，我帶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智勇法師則留在大陸，沒想到這一別，彼此斷絕音訊往來達四十餘年，直到兩岸可以互往，我才開始打聽他的住處。但由於出家人沒有家庭，離開寺院就不知下落，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輾轉追查後，才得知他曾入伍從軍，參加“抗美援朝”的行列，受了很多委屈，所幸人還健在，而且已在鄭州第九中學教書，正要轉到大學任教，於是我就約他到香港見麵。
想到暌違數十年，本以為現在的智勇法師應該又長進了許多，事實卻是“雪泥鴻爪”，他對往事都已不複記憶。我們談到童年，說起當初的老師，他都沒有印象，不過對我這個人和他的友誼，多少還有一些回憶。想到苦難的時代，塵世歲月洗盡了人間的思想、智慧，也不禁讓人感歎、痛惜。
後來我經常周濟他，資助他的生活，這麼做並不是施恩，隻是想到“管鮑之交”的情誼，當得知他的生活窮困時，隻想略盡綿薄之力，給予一些讚助而已。但畢竟他是個有著崇高人格的人，盡管我對他表達一些意思，他不會麵露欣喜之色，也並不太表示有什麼需要。
二〇〇八年九月，河南平頂山中原大佛落成開光，我應邀前往參加，在鄭州通過宗教局安排，和他得以再度相見。隻是當時人多，時間也很匆促，我們匆匆一會，一起吃了一頓晚餐之後，就又相互道別了。想到他當初從江蘇如皋，離鄉背井遠赴中原鄭州，當中的遭遇一定比我到台灣更辛酸。再一想到我們從年輕時就相知相惜，患難與共，到最後一刻都沒有相互舍棄，世間還有什麼比大亂世裏的友誼更珍貴的呢？
在我的同學當中，煮雲法師與智勇法師同鄉，他們同為江蘇如皋人。有人說“江蘇泰州出和尚”，泰州的和尚多，而且很團結，對如皋的和尚偶爾也能接納，但揚州和尚則經常被他們排擠。我是揚州人，可是智勇與煮雲法師都待我很好，我們三人就如結拜兄弟一般。
煮雲法師大我八歲，是個說故事的高手，經常講說七字段、十字段的小書，而且成篇的語句都能背誦流利。由於他的身材魁偉，我們都喊他“大個子”。但不知什麼原因，在同學當中他並不太受大家的尊重，學院師生似乎都很鄙視他，我想大概是由於貧窮的緣故吧！不過雖然我也一樣貧窮，卻並沒有感覺人家對我有所輕視，這應該與我對物質的需求不多、對物欲淡泊的生活態度有關。
記得有一次，家師送我一個熱水瓶，我接到後一點也不覺得特別歡喜，反而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師父要給我熱水瓶呢？我又沒有熱水可裝，要一個瓶子做什麼呢？平時即使想喝水，也是走到哪裏有水就喝一點，並不會刻意拿著瓶子裝水來喝。所以師父送我熱水瓶時，讓我感到受寵若驚，難以想象，心裏一直不敢接受，覺得此瓶雖然難得，總是累贅，要它何用？
可是煮雲法師就不這麼想，他見了熱水瓶羨慕不已，甚至看我不用就拿了去，每天帶著瓶子故意在人前走來走去，到處找熱水，借機向同學炫耀，有時即使在學院裏，也要拿出來使用。
有一天，熱水瓶被熱水炸破了，他一看，這下還得了，如果要買一個賠我，他是怎麼也沒有能力的。我看出他驚慌失措的樣子，就說：“壞了就算了，有什麼關係？”一句話總算解除了他的窘態。
煮雲法師曾在普陀山閉關，當時我和智勇法師在南京華藏寺發起新佛教運動，他特地從普陀山到南京來襄助，其他還有能培、鬆風、鬆泉法師等一些年輕人，也聚集在一起參加我們的新佛教運動。當煮雲法師到南京時，正是我們受到挫折之際，每天隻有稀飯糊口。吃了一個多月的稀飯後，他大概見我們實在沒有條件，就又回普陀山去了。
後來我到台灣，來年（一九五〇年）他也從普陀山到了台灣，最初擔任軍中布教師。剛開始大家聽他講講佛法也蠻好的，久了之後就覺得沒趣。他自己也覺得一個僧侶在軍中終非長久之計，因此就離營不再歸隊，軍中也沒有予以追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之後他來找過我，然後就到後裏懷德堂掛單，並且收徒納眾，慢慢和佛教界有了因緣，就到各地去傳教。
幾年後他在鳳山落腳，每次上佛光山，我都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他。由於他平時做人一向有“上中前”的性格，一些同門如悟一、妙然、心悟法師等人，就發起組織一個“煮雲法師訓練班”，要我當班主任，負責糾正他的習慣。
雖然在生活習慣上煮雲法師有些不拘小節，不過他很喜歡講故事，滿肚子的典故逸談；由於我愛聽，他也更喜歡講。有一次我們到南投魚池鄉布教，晚上住宿在靠近山邊的一戶農家。鄉下地方沒有衛生設備，房間裏擺了一個尿桶，臭氣四溢，熏得我們難以入睡，我就叫煮雲法師講個故事給我聽。
他講了玉琳國師的故事，當時我對他說：“我會把國師的高行發表於雜誌，讓大家共享，一定不辜負你講故事的辛勞。”不久之後，我根據煮雲法師提供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資料，把玉琳國師的事跡編寫成書，陸續發表於《人生》雜誌。在出版後，一再被改編成廣播劇、舞台劇、電影、電視劇等。像上海滬劇團改編成舞台劇在台北紅樓演出；金國集團、台灣電視公司也都曾將其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尤其八十年代，由“中國電視公司”勾峰先生拍成三十集的連續劇《再世情緣》，在華人的世界裏廣受歡迎。
我在編輯《人生》雜誌時，煮雲法師把布教的點滴寫了一篇《叫化子傳聖旨》，相當幽默風趣。我覺得他有寫作的天賦，於是鼓勵他繼續寫作，後來出版了《普陀山傳奇因緣錄》《佛門異記》《煮雲法師講演集》等。一九五三年，他創建鳳山佛教蓮社，經過十餘年，又在台中創建清涼山。在他圓寂時，適逢我在美國西來寺閉關，無法返台祭奠。想到我們整整四十五年的同參道友，遽爾西歸，隻能寫一副挽聯，遙寄對他往生的追思，聯語說：
你我同戒同參同學同事同弘佛法人稱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貧忍謗忍難忍氣吞聲誰知忍會離！
早期佛教界裏少有寫作人才，我除了助成煮雲法師寫文章之外，壽山佛學院的學生心悟、心忍法師，也在我的鼓勵下，相繼出了很多佛學著作；甚至鼓勵聖嚴、真華法師在《覺世》上發表文章，並交給三重文化服務處，由慈莊法師替他們出版《戒律學綱要》《佛教製度與生活》《佛教實用法》《參學瑣談》等，煮雲、真華和聖嚴法師都成為佛教暢銷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