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天生認為，他和李雲龍的矛盾不是出於個人恩怨，主要是兩人之間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文化大革命”是**親自發動和指揮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除此之外，別的都是小事。可李雲龍的表現引起了馬天生的政治警覺，他憑直覺感到，李雲龍對“文化大革命”這個群眾運動抱有很深的成見和反感，從觀點到行動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對著幹。這個人別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極深，喜歡幹實事而不喜歡多說。馬天生想，他都幹了些什麼實事呢？從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城市打成這樣，他會視若無睹？杜長海死得很蹊蹺，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個神秘的殺手是來自“井岡山兵團”。活幹得幹淨利索，極其專業。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測的特種分隊，如果有確鑿證據表明杜長海之死和這支特種分隊有關，這就有文章可做了。
熱線那頭的首長聽了馬天生的彙報後一反常態地沒吱聲，似乎在考慮什麼，過了好一會兒，首長才說：“看來調查一下是有好處的，知彼知己嘛。這個李雲龍說起來哪個山頭也不是，又和哪個山頭都有聯係，這不是個能輕易搬動的人，不衝別的，就是曾在一軍團幹過這一條，他頭上就有了保護傘，林總的老部下，誰碰得？除非你能拿出過硬的材料證明他對抗‘文革’運動。你要密切注意，以這個人的性格，他遲早要作出點兒事來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嘛，你應該知道，誰想對抗‘文革’運動，不管他的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不會有好下場的。”馬天生默默地掛上電話，心想，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軍委的幾位副主席、元帥和政治局的幾個資深的領導人，為了保持軍隊的穩定，表示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不滿，在懷仁堂大鬧了一場，惹下彌天大禍，被稱為“二月逆流”。此事觸怒了**，他把幾個政治局委員召到書房，麵色陰沉，語調嚴厲地說：“終究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到底還是有人跳出來，公開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了……”**又情緒激動地說，“要鬧個什麼結果？把張春橋、姚文元拿去槍斃，把**絞死，我和**再上井岡山去打遊擊！把北京留給他們？”處於權力頂峰的**動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經百戰的元帥、功勳卓著的開國將軍都噤若寒蟬，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廣袤的國土上，政治風暴又起，反擊“二月逆流”、反擊帶槍的劉鄧路線。這些口號成了此時中國的主旋律。全國到處在衝擊軍隊，八大軍區全部遭到衝擊，全**分區以上的單位80%受到衝擊，70%的各級軍隊負責人被揪鬥，造成軍事通信中斷，指揮失控，北京的三大總部及各軍、兵種總部幾乎全部癱瘓。
這段時間，李雲龍連續接到在北京的各總部工作的老戰友打來的電話，他們都勸李雲龍要作好準備應付更大的麻煩。至於為什麼會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誰也說不清，都說總的感覺是好像國民黨又打回來了，反正是資格越老、功勞越大的幹部越要倒黴。老夥計們出於好意，都對李雲龍說：“你小子脾氣太壞，硬頂是要吃虧的，有些事能應付則應付，實在應付不了就幹脆找個地方躲躲。”
李雲龍說：“屁話，躲還不容易？哪個老戰友家的白菜窖裏都能給我擠出塊地方，可老子又沒幹傷天害理的事，憑什麼要像耗子一樣躲起來？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隊咋辦？虧你們想得出來，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們能把老子怎麼樣。”
說歸說，罵歸罵，李雲龍也看出來了，形勢越來越緊張了。本市的幾派造反組織已經對他恨之入骨了，據鄭秘書彙報，街上的大字報，有80%全是衝他來的，封他的頭銜不少。“大軍閥”“隱藏在軍內的野心家”“劉鄧路線在我市的代理人”“絞死李雲龍”“油炸李雲龍”，還有“打倒大叛徒李雲龍”，弄得李雲龍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從來就沒被俘過，到哪兒去叛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