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時，徽宗又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間下詔，讓士庶臣僚直言指責時弊，“其間可采，主受獎掖；所言皆錯，亦不受罰。”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的勸諫，“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幸”，並接納江公望的諫言，放棄馴養禽獸的愛好，把所有禽鳥都放出宮。政和初年發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並虛心納諫的事。右正言陳禾正直敢言，甚為徽宗賞識，他升遷給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進宮力陳童貫、黃經臣等宦官寵任將禍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談，聽得徽宗饑腸轆轆，徽宗起身讓他改日再議。陳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點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時，陳禾用力過猛，竟將徽宗衣裾拽脫，徽宗衝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陳禾隨即回答說：“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徽宗不禁轉怒為喜，勉勵他說：“卿能如此，朕複何憂。”在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徽宗也一樣能做到從諫如流，並對有諍臣風的蕭服、為政清廉的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渙之入對，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這個看法發表議論：“……願陛下虛心納諫，言論不管是逆耳順耳，對的就該采納施行；事情不管是過去的或是現在的，隻要妥當就要重視；人不分親疏，隻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則人心服，天下就可臻於至治，上天自然也會降福了。”徽宗對王渙之頗為欣賞，不久就將他升為中書舍人。
徽宗對行之已久的規章製度，隻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猶豫地予以廢除。他下令將貯藏在大內殺不敬之臣的毒藥焚毀，還主張宮廷建築不要過於豪華，這與以後講求奢華的徽宗，簡直判若兩人。
王安石變法的曆史積案是宋徽宗最難以處理的問題。神宗是他的父親，變法圖強，自然無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長，自己承襲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剛開始執掌朝政，便貶逐先朝舊臣，於情於理，都不妥當。為了製定正確的方略，徽宗反複閱讀臣下的奏章，並不斷詢問有識之臣，明白了門戶之爭的真諦：不管是攻擊元豐之黨還是元符之黨，均不是忠誠為國，而是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複思考之後，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國頒布詔書稱：“朕對於軍國一政、用人標準，沒有元豐、元符的區別。斟酌某項舉措是否可行，辦法是否妥善，隻看是否合乎時宜；辨別忠奸、用舍進退，隻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穩妥無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無偏無黨，正直是與，清靜無為，顧大局，識大體，使天下休養生息，以成就朕躬繼誌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嗎？如果曲解別人，心存偏見，妄自更改已有之規，擾亂政治，傷害國家利益者，不但為朕所不容，也為天下公論所不容，朕必與國人共同唾棄之。”一個月後，徽宗改元為建中靖國。所謂“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從，也不附和。徽宗的這種態度，確實體現了一個明君應有的智慧和胸襟。
我耐心聽完陸判的故事，其實也插不上嘴。大略也知道陸判說這麼一個故事是什麼意思了。
“那為什麼還有後來的六賊亂宋的事呢？”我一臉疑惑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