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時間仿若靜止。不論是尖叫聲，還是警察和消防員們衝上去的動作，都像電影裏的慢鏡頭，被拉得很慢很慢。
那一刻時間又如策馬奔騰，似乎一下子就過去了，有兩個警察一人抓住了她的一條腿。我和其他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驚呼後鬆了口氣兒。
其他人也撲了過去想齊心盡力把洪秧拉上來，可她真的對這個世界毫無眷戀，一心想求死，竟然把她腰間的皮帶一扯，再掙紮間她掉了下去，警察手裏盡剩一條褲子
後續的事我不太像複述，回憶，因為那是一段特別痛苦的記憶，加上經常叨念死者，據說會讓把她的靈魂捆綁在陽世，會讓她在另一個世界過得不幸。
我們絕大多數人也如洪秧臨死前說的那樣，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當現實太過苦悶時，我們的靈魂還是得找尋另一個出口。
我隻記得洪秧不治身亡，幾乎是摔下去幾秒後就死了。
當晚，我就被她媽媽指認為殺人凶手，畢竟她臨死前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我的，也隻有我一個人陪她在陽台。上麵沒有監控，沒有能證明我沒有慫恿她跳樓的證據，所以我的辯解顯得乏力。
我也沒有想辯解的想法，說真的，就連我自己都覺得洪秧的死與我有關。如果葛言沒因為我而設局陷害她，如果我提早察覺葛言的計劃而攔住，更確切的說法是如果我沒在上海與葛言重逢，沒有一起去紐約出差，沒有與他相愛，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追本溯源，葛言有錯，但我也難辭其咎。
我向來知道這個世界太浮躁，生命太脆弱，可洪秧的事卻讓我感受太深刻。我突然覺得就這樣被關進監獄也挺好的，至少能用這種方式來彌補我的愧疚和自責，也能用來逃避現實的世俗世界。
所以對於洪秧父母的指控，我的沉默成了默認，我拒絕聘請律師，但葛言和周寥知道後，積極為我奔波。
他們委托的律師來見過我幾次，但我隻字未言，最後這一次，律師也沉不住氣了：“梁小姐，你什麼都不說，不僅對你不利，也會傷害到為了證明你的清白而努力的人們。我雖然不知道你三緘其口的原因，但你應該想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帶著孩子從三亞趕過來了，他們每天以淚洗麵，都不相信你會做出這種事。如果被判刑是你想要的，那你的家人就得承受別人的指指點點，你覺得你的孩子能戴著他媽媽是殺人犯帽子健康成長，你的父母能戴著女兒是殺人犯的帽子安享晚年嗎？”
律師的話讓我麻痹的神經有所緩解，我想了想後，說：“你轉告葛言，他不是很有錢嗎？那就請他幫我爸媽和孩子移去精通華語的國家吧。去了那種地方，語言對他們的影響不會很大，又不會有人知道我的事，這就挺好的。”
律師還想說什麼，但我無話可講，提前結束了對話。
後來律師又來見了我幾次，說原告要主張我死刑，若我還是默認罪行，那很可能會真被判死刑，畢竟這件事鬧得很大，社會影響很惡劣。他讓我好好考慮一天，若明天我還是不開口，那他會放棄替我辯護。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的我可謂四麵楚歌，但還有真正關心我的人想破頭皮的想救我，我是想認罪，想贖罪，可這對我的家人、朋友們也不公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