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
在《知識分子與大眾》中，約翰·凱裏認為，現代派文學和藝術可以看作是對前所未有的巨變的巨大讀者群的一種敵對反映。隨著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人口的大量增加，教育的普及程度逐步提高，而高科技對印刷術的滲透又將經典著作變成了大眾的消費品。知識分子正麵臨著大眾對他們權威的挑戰。而現代主義的出現，就是對這種現象的反對，作家們讓文學變得讓大眾難以理解，以阻礙大眾閱讀文學作品，以此將他們拒於知識的大門之外。西方的知識分子堅守著貴族的立場，貶斥大眾並不斷塑造他們的形象，且認為他們難以教化，激進的觀點認為應當消滅那些長著千萬個腦袋的大眾。由此，作者認為在包括尼采在內的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和希特勒的大屠殺之間存在著某種學理上的千絲萬縷的聯係。
與彼時西方貶斥大眾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實際五十年代後，新中國繼承了解放區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一貫傳統，仍然貫徹“工農兵方向”，用政治權力讓知識分子成了人民的“孺子牛”，不是大眾向知識分子靠近而達成自我的提升，而是要付出知識分子集體的萎靡的代價來滿足大眾的意淫。在這兩者之間，個人專製卻發揮了如此迥異的作用，如果我們不是被固有的觀念束縛的太緊的話，除了社會文化的原因外，我們不得不承認個人因素在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並且這作用我並不想讓它隻成為附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