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的另一種功能是祭司、教士，他們的想法主導著社會的主流思想。
若是臭不要臉自比為楚，一樣也可以繼續分成兩派。
一派是“我蠻夷爾、待我帶甲百萬，觀中國之政”。
另一派便是“我蠻夷爾、當多讀經典，化夷為夏、融入天朝”。
這樣一來，也就簡單多了，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整體的獨立意識上已經茫然了。
把複雜的派係思想，找一個筐，筐裏又分成若幹小筐，恰好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能裝下，而這個筐把握在大順手裏就好。
不能想著找一個筐，讓混亂的派係思想扔進去後，都能變成同一種認同，這就很不現實，關鍵是時間不允許。
至於“帶甲百萬觀中國之政”和“多讀經典、融入天朝”哪一種在將來才是主流，這就既要看儒學的理論建設能否魔改成適應新時代的東西、又要看大順的武力經濟能超越日本多少了。
人都慕強。強者，放個屁都大有道理，慕強者會自發論述強者的優越性。
正如大順此時官方的“永嘉永康之學”類似，義理，要以功利來體現，你幹不出實績，那麼義理就是虛談。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劉鈺之所以給德川吉宗出“削藩一統”的主意，除了使壞之外，也是因為隻有日本的經濟基礎和此時的大順一樣了，此時大順的一整套價值觀才能完美輸出到日本。
大順日後變革的路，才能成為日本模仿的對象。
而此時雙方經濟基礎的不同，使得很可能日本偏離出去，覺得沒法從大順這邊學到有用的東西，很可能跑去全麵西化。因為就經濟基礎來看，日本倒是和歐洲的封建體製幾分相似。
要麼削藩成功，集權如大順，大順怎麼走後麵就跟著怎麼走；要麼削藩失敗，馬爾薩斯主義影響下人口減少、武士反叛有理認為自己存在才能促進工商業發展。
要麼成為後世體係內天朝分工論的一部分，要麼自廢武功再無雄起的機會。
往前走、往後退的路，都給設計一套。
在經濟基礎之外，劉鈺借天婦羅的引子，搞出了宗教戰爭的這一套形而上的東西，大帽子扣下去，壓的日本這邊的儒生一個個喘不過氣來。
心裏或有同意的、或有反對的。
但在嘴上，此時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
鬆平輝貞這邊，則是盡可能希望不要再節外生枝了，趕緊把條約換了，送走大順這尊大神，盡快讓大順在萩城撤軍。
他是想趕緊叉開這個話題，哪曾想過劉鈺非要選擇在下關換約，更有其餘的目的，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話。
撤掉了天婦羅，可桌上還有其餘的河豚菜品，下關本就是個吃河豚的好地方。
趁著宴席間尷尬沉默的空檔，劉鈺又道：“我剛剛說的，尊周攘夷之論，又說天朝庇護諸藩之言，你們不要以為我在危言聳聽。”
“下關多產河豚，古來就有冒死吃河豚的說法。可以我觀之，這河豚還有另一件事，正要你們引以為鑒。”
曆史上《馬關條約》的簽訂，選擇了下關，選擇了河豚館子，伊藤博文取的就是“冒死吃河豚”的寓意。
豪賭一場，輸了就死，活了就冒死吃了頓最鮮美的河豚。
但若想借題發揮，河豚又何止這一種可喻之意？
況且以此時大順的體量，來伐日本，也實在和冒死吃河豚沾不上邊，最多也就是腳踩癩蛤蟆怕染一腳丫子足癬級別的。
他選在下關來換約，自是早就準備著以直報怨，你說河豚我也說河豚，早就準備了一大堆的話，甚至這些話可能許久之前從長崎“參”江戶的時候就開始琢磨了。
和借天婦羅一事發難是一樣的思路，劉鈺便說起來了河豚的另一個特性。
“河豚此物，若遇危險，先鼓脹自己身體，叫人以為雄大而不敢吃。或黔之驢，技窮之前，虎亦懼之；然技窮之後，善刀工者，剖解河豚，隻知味道鮮美，卻不見中毒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