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麵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朝”二字。
巴達維亞的這些事，放在大順，遇到個官商勾結的，隻當無事發生，甚至坐地分錢。
但遇到個清官，出於對“仁義”的解讀，出於對《春秋》大義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個雷珍蘭之所以起巴達維亞對待華人的政策反反複複，也是希望用“治標治本”的手段，解決掉這個隱患。
今的事，隻是治了標。
糖廠的奴工，被大順交了人頭稅，移民到了錫蘭去了。
荷蘭人也想讓他們走。
雙方都能接受這個結果，於是事情解決了。
明呢？
明糖又貴了呢？明不種糖而是種咖啡種可可又掙錢了，急需華人勞動力了呢？
到時候，又得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到時候，朝廷管不管？
管，萬一朝廷與荷蘭打起來怎麼辦？打起來之後，自己這些人事後會怎麼樣？
不管，是不是要清楚這其中的法理，定下條約，日後巴達維亞的華人不歸朝管？但這事也不是他們能的，得總督去談。
連富光當然清楚這裏麵的問題，他作為甲必丹，其實也和總督談過這件事。
但總督的回答，卻是模棱兩可——如果朝欽差主動提及此事，就談；不談，就裝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開這層窗戶紙。
這裏麵的邏輯，連富光也理解。
總督是要走的。
總督在這裏隻幹幾年，幹的好不好，體現在巴達維亞亂不亂。
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大順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這本身就是個出力不討好的事。
大順能不能管巴達維亞的華人？
站在荷蘭這邊考慮，那不廢話嗎？當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傳教士犯了事，大順這邊也是直接殺，可沒還和教皇打個招呼吧。
但問題是大順的這個“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沒必要清楚、明白。
明白了，那等於是拍著皇帝的臉，告訴皇帝，你們不是朝、海外的華人也不認你這個子，你這個子也管不著海外的華人。
這種“普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維，和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之下的思維，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槍走火的。
本來瓦爾克尼爾就擔心劉鈺沒事找事，獨走開戰。
這時候去搞這件事，那不是在火藥庫旁邊抽煙？
允許大順對華人有治理權。或者退一步講，華人公堂的審判官，必須由荷蘭提名、大順審核允許，公司肯定會撤他的職。
直接告訴大順這裏的華人你們管不到，劉鈺可能會開戰，公司還是會撤他的職。
出力不討好，圖個什麼？
故而連富光和瓦爾克尼爾總督起這個的時候，也就得到了一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複。
劉鈺要是問起來，沒辦法了，隻能談。
不問，就不談。
瓦爾克尼爾想的很清楚。
公司派他來做總督，要解決一件事：在不影響對華貿易的前提下，解決巴達維亞的華人“多餘”人口。
這個“多餘”是動態的，今日多餘，明日可能又是急缺的勞動力。
蔗糖價格，與歐洲戰事、西印度群島災、波斯戰爭局勢、印度局麵等等因素有關。很難確保將來是否還能漲價，也很難確定將來一定暴跌。
可就現在而言、此時此刻。
巴達維亞“多餘”的華人人口，這件事，我瓦爾克尼爾解沒解決？
對華貿易，我瓦爾克尼爾有沒有影響到？
可以，幾乎是很完美的解決了。
那麼，對華人的政策，日後是否還要再大量引入華人勞動力，那是下任、下下任、下下下任總督要解決的問題了，和我瓦爾克尼爾一點關係都沒有。
做了，撈不著好。
不做，反而完美完成了公司的要求，升職加薪。
那為什麼要做？腦有病？
經過這一次清理“多餘”人口，巴達維亞剩餘的華人，都是“有用”人口，沒有之前那麼劇烈的矛盾。
短時間內，不會再出現太大的亂子，以至於迫使大順不得不出麵解決。有多短？至少他瓦爾克尼爾卸任之前，應該沒問題。
可問題是瓦爾克尼爾這個總督不是世襲的，這些華人甲必丹雷珍蘭們，卻幾乎是世襲的——理論上也不世襲，但要根據財產數量決定能否當上，而財產是世襲的。
這種情況下，甲必丹雷珍蘭們的訴求，和總督之間就出現了矛盾。
他們希望，大順這邊明確一點：巴達維亞的事，大順管不著，大順也別派官員深入到華人社區。
這件事也挺黑色幽默的。
如果曆史上的紅溪屠殺發生了，這些人一定盼著大順駐派官員。可若是發生，他們都死了，連富光自己沒死但是財產也全部被吞了，死人不能話、也不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