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惡而縱之，此鄭伯克段於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讀史書，看來還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語氣已經漸漸有些輕鬆，至少比起之前那副聽到“從長計議”就垮下臉的神態好了不少。
劉鈺倒是沒覺得這算是什麼鄭伯克段於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沒把澳門本身當回事。
他說人嫌貧愛富，其實曆來如此。隻要大順衝出了馬六甲，澳門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從明末東學西漸開始，劉鈺就說中原王朝的統治階級就像是個草履蟲。
都是被動、回應；受刺激、被動反應的狀態，很難說有什麼主觀能動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衝擊，然後自己做出一些反應。
但反應的是否劇烈，取決於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說另一個文明的強勢程度。比如曆朝曆代，從來不會被西南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東南亞土邦刺激到，然後做出相應的反應。
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麼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癬之疾，遲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漢唐時候，距離太遠，消息不暢。
而至明末，應該算是天朝第一次發現，原來遠方還有一個可堪文明的競爭者。隻是由於距離遙遠和文化自信，並沒有去主動參與這場文明競爭，隻是采取這種被動、應激的模式。
從劉鈺琢磨著下南洋開始，大順算是邁出了主動參與文明競爭的第一步。當這一步邁出去後，其實澳門問題或者天主教問題，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競爭的一個投影罷了。
劉鈺不擔心事情本身，隻是擔心這件事可能導致的諸多後果，甚至導致大順這邊搞斷絕交流。
現在皇帝的語氣輕鬆了一些，懸在劉鈺心頭的石頭也算是落了地。
隻不過，更大的隱憂也就隨之而起。
這件事隻是個意外。
但卻不是偶然，而是大順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況。
這種類似的情況，日後會越來越多的。
今天這件事壓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來，皇帝內心的天平也就會不斷左右搖擺，直到有一天徹底傾向另一邊。
劉鈺清楚，留給大順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啟蒙運動已經在法國如火如荼，這些東西，比起天主教，會讓皇帝更加緊張。
大順特殊的大一統的曆史，以及被改造後的儒家意識形態，這些特質，使得讓皇帝真正緊張的東西還未出現。
就如同之前荷蘭問題類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學史觀，似乎就是荷蘭模式和需要一個國家實體提供軍隊水手工人的寄生體係，從阿姆斯特丹轉西移到倫敦、又從倫敦轉西移到紐約；而科爾貝爾的國家工業主義統製經濟從巴黎轉移到莫斯科再轉移到北京……
此時在法國方興未艾的啟蒙運動，也可以扭曲地理解為，某種意義上脫胎於西歐封建製的權力製衡的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與已經隱約看到新時代之憂的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算是兩條線。
大順特殊的曆史和經濟基礎，如果是以平等主動的方式加深對歐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來看，皇帝多半不會在意那套分權製衡的理論，覺得這根本不是威脅，若腐儒之複古爾。連丞相、開府、實權爵、分封邦國、私兵都沒了，談什麼製衡、過渡？若憂韓昌黎墮入惡鬼道一般，實無稽之談，杞人憂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盧梭的那一套，作為一個比較的專業的皇帝，必然會很敏感地發覺，這才是對大順李家王朝和皇權威脅最大的東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順煽動造反的一套東西。
故而到時候，可能內心的天平，已經不是搖擺了，而是直接傾向於關門。
是以，留給大順的時間，或者說留給皇帝和劉鈺同行而不歧路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要在這個必然導致皇帝必現在驚憂百倍的“威脅”傳到這裏之前，把很多該鋪墊好的基礎都鋪墊完。
這本就難。
再加上類似於這一次教案事件的種種意外事件、類似於治淮擔憂的天命不予的人力所不能控製的危險，都讓劉鈺壓力極大。
一塊石頭落地，誰知道下一塊石頭又什麼時候砸在心頭呢？
按下葫蘆起來瓢。
未來難知，劉鈺也隻能見招拆招，一件一件地把事情解決。
看著皇帝此時心情略有輕鬆，劉鈺又說了一些讓皇帝更加安心的話。
皇帝漸漸安心，便問道：“卿既言，從長計議。又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