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的出發點，和甲申年改變的禁宮正殿匾額四個字裏最後那個“民”字，其實並無太大關係。
隻是，一個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傾向小農就是維係皇權穩定這個道理的。自耕農才是皇權的支柱，而士大夫並不是，在關鍵時刻能夠保衛皇權的，還得靠自耕農。
佃農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紳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這場血腥屠戮，在劉鈺說出他會準備劣質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雜役政策、免地方攤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權、侵吞朝廷對國家的控製？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動。劉鈺在蘇南搞改革，效果顯著，尤其是畝稅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蘇南情況特殊，而且那是劉鈺在動了他們的利益之後，又給了個可以投資的甜棗。
如今淮南蘇北的這場變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為皇帝找到了一條“斜徑”，雖不可複刻，但效果卻可以達成最想要的結果。
踱步幾圈後，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圖上向南急轉彎的黃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幾圈，逐漸下移。
從阜寧、鹽城，淮安，已到了揚州府、鎮江府，又漸漸向東，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蘇州府……
伴隨著漕運改革，鎮江府的駐軍也可以裁撤或者調換了。
漕運時代，鎮江府要是被人打下來，距離中央集權崩潰也就不遠了。
而現在，鎮江府的地位伴隨著漕運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變天下震動的程度了。
鬆江府作為海運起點，又是溝通日本、南洋的中轉站，地位日高。
然而鬆江府和鎮江又不同。
鎮江府隻是運河的起點，守住鎮江，若是因外敵，或敵從東南來，運河仍能通暢。
但鬆江府不是走運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鬆江府，製海權沒了，也是卵用沒有。
當然這也不全是壞處。
好處也有。
外敵不想，考慮內患。
比如農民起義，可能切斷運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斷運河。
但是，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變出來一支海軍。
就算他們變出來一支海軍，可也變出來一群能夠海戰的軍官。
海軍是技術兵種，至少相對於陸軍來說是的。
隻要他們變不出來海軍，也就意味著朝廷不會因為財政崩潰。
錢袋子、米袋子在手裏，總就能鎮壓下去。
朝廷的戰略，也就不需要考慮什麼保運河、保漕運、保這個、保那個，被人牽著鼻子走，很容易來一場“攻其所必救”的計略——這對當年玩過攻打藩王調動敵軍的大順來說，是開國史，記得清楚。
好的也有，壞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這個李家從高一功手裏接下的帝國，走到了這一步，已經到了不得不繼續發展海軍、繼續擴張保證足夠安全的南洋緩衝區的地步了。
伴隨著南洋成為產米基地，某種程度上講，馬六甲已經接替了鎮江府的地位。
到了這一步，其實已經無路可退了——運河一旦被廢，真要海上出了事，那運河可不是三年兩年能修好的。
運河被廢，是破釜沉舟的舉動，沒有回頭路了。
海軍不行，連夜修運河，哪怕有的是銀子，那也得修幾年，到時候怎麼樣呢？
科學院倒是搞出一些鐵軌車，但那玩意兒皇帝去看了，也就還隻是個玩物，要到真正變成“不需要水的大運河”，皇帝懷疑自己都未必能夠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無可退。
帝國在慢慢滑向一條之前的二十餘史無史可鑒的路上。
一時間，皇帝很是理解了劉鈺為什麼對錢銀兌換那麼緊張的原因，那種不知未來的莫名恐懼、無法預測、無法用過去的經驗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斷的事物，總是叫人慌的。
溫水煮青蛙一樣的變化，又伴隨著必須重視海軍，引發了更多的新問題。
海軍，就需要一群新學軍官。讀十三經的當不了海軍，經緯度都算不明白，怎麼當海軍軍官？
哪怕皇帝已經意識到了，許多地方的新學學生，可能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他們無法科舉，但他們還有學問——可現在帝國已經被逼到不得不重視海軍和貿易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締新學，隻能任其“泛濫”。
的確不能科舉，那會天下震動。
然而也得給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幹什麼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蘇北淮南地區，也就是劉鈺準備殺許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這種引蛇出洞的手段，將當地劣紳屠戮幹淨，朝廷是不是可以學一下秦時製度，選拔新學學生，讓他們作為小吏，填補鄉紳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蘇北？
一來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須要有人承擔原本鄉紳的位置——修黃河，國家出錢，那維護當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來組織。
二來新學學生裏，一流的進科學院，次一等的入海軍，再次一等的做商貿職員，可這些仍舊無法給優秀的人才上升空間。南洋是一個方向，淮南亦可為一個容納的水池。